回歸廿多年來，香港特區的社會經濟不斷向前發展，但同時，我們的政治制度卻漸漸浮現一些大問題，特別是在議會選舉上，一向以親中和普選作二元區分，不重視了解候選人對教育及房屋等的政策主張。而選舉過後，立法會就成為反對派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的絆腳石，一般民生政策或工務工程撥款申請也舉步維艱。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終於恢復秩序；加上完善選舉制度立法後，確保只會由愛國者治港，公共選舉的主軸將可聚焦解決社會各種政策問題。

　施政積極求變

　當立法會不再出現濫用議事規則或拉布等手段，拖政府施政後腿，而立法會的重新構建亦能保證兼顧「一國」和「兩制」的利益之後，特區政府可以有基礎實施真正的行政主導。然而，強勢的行政主導不等於可以漠視反映民意的立法機關，在立法會數夠票通過政府議案不等於社會問題就迎刃而解。官員千萬不可因負責的政策數夠票，便不與持保留或反對意見的議員見面解說。反之，政府必須重塑新的行政立法關係，善用立法會議員傳遞的民意及民間智慧來調整政策，以真正掌握民情，避免「施政離地」。

　特區政府亦要實施改革，打破官僚系統的因循及避事文化。習近平主席2017年來港會見特區政府新班子時曾經贈言︰「為官避事平生恥。」香港的官僚系統近年常遭市民詬病，就是不少官員為了避難而放棄常識及專業判斷；取而代之，是依循既定的程序、指引作決策，不懂變通，以致出現了一些令人不能理解的決定，例如在大灣區發展如火如荼之際，古洞住宅地皮高價成交之時，官員仍然堅持要搞沙嶺殯葬城；亦有在黑暴期間康文署職員因為無上級指示，拒絕開放停車場予防暴警察停泊警車執行防暴任務的荒謬情況。官、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平衡時空。

　此外，高官問責制運作近20年，如何優化問責制下各司局長之間的分工及職能，強化政治問責官員領導及監督公務員團隊的能力；提高政府解說及闢謠能力；精簡各科行政程序以及改革地區行政等，在在都需要一併完善。

　中央政府經已徹底扭轉特區政治制度的困境，我期望特區政府必須把握契機，積極求變，實施行政革新，提高施政效率，以績效來回報國家的一片苦心。

　立法會議員張國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