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全球芯片供應近幾個月以來持續短缺，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接受訪問時表示，現時美國過於依賴來自單一企業或國家的芯片供應，將計劃在國內興建6至7間芯片工廠，以應對全球車用芯片短缺對美國汽車業帶來的危機，因芯片短缺已間接導致美國汽車業在4月流失了2.7萬個工作機會。

　照理說，車用電子所使用的28納米芯片，並非先進製程，供應理應可以跟上需求。經濟學中的「長鞭效應」可以很好解釋這個現象，因市場需求不斷變化，企業無法準確預測，從而上溯到供應鏈則讓需求變異加速放大。

　車用芯片為何短缺

　汽車業面臨的芯片短缺主要由以下幾個原因造成：一是由於適用範圍廣、耐用性高的28納米成熟製程需求大增，一方面疫情下的「宅經濟」催谷了智能家居、家用電器、遙距辦公設備的需求；另一方面電動車需求持續增加，帶動新車內含半導體IC價值每年持續成長，預計今年每台新車內車用電子價值將增加至600美元，年增兩成。

　二是因為汽車產業大都採用「JIT」（Just-in-Time）生產模式，為了減少庫存不會大量囤積。2020年全球汽車銷量大幅下滑，大部分車企都不會作提前部署，而疫情導致芯片廠交付期由2至3個月延長至半年乃至一年。

　第三個原因是利潤導向。28納米製程的利潤空間，遠不如先進製程來得高，因此有生產能力的企業在可選擇情況下，都會傾向生產先進製程。雖然目前28納米芯片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各廠商已經紛紛擴大產能，但設廠增產仍需1至2年時間完成，因此預計芯片荒仍要持續一段時間。

　而最關鍵的原因，在筆者看來，是人為因素破壞了全球供應鏈的正常運作。一直以來，下游廠商已習慣向合作已久的芯片廠採購，全球供應鏈根據自由市場原則發展，形成了成熟、理想的供需體系。

　然而，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政策一直被新總統拜登延續至今。在半導體行業方面，拜登政府希望減少對亞洲廠商的依賴，不但鼓勵美國企業增產，更鼓勵台灣台積電、韓國三星等公司赴美設廠，以求在美國國內建立自給自足的完整供應鏈。

　然而這些都需要對企業補貼提供誘因，並且保證有足夠的人才資源供應，這兩方面都需要政府出手，與美國一直以來奉行的芝加哥經濟學派並不相符。再加上工廠轉移亦需要一定時間，難免造成供應鏈上的缺口。

　圍堵制華得不償失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拉攏盟友圍攻中國的意圖愈來愈明顯，例如G7外長會議、四方安全對話等主要議題都針對中國，當中又以「五眼聯盟」最眉來眼去。美英等依靠海洋稱霸的海權國家，在歷史上每當面對有歐亞非大陸上的國家崛起，都會分外警惕，聯合制衡。然而，這種貿易、政治上的圍堵，真的有用嗎？對其本國又有利嗎？

　首先，對美國來說，中美貿易戰對中方出口的傷害並不高，絕大部分額外成本都由美國進口商承擔，最終轉嫁至美國消費者身上。今年首季，中國對美出口年增62.7%，雙方貿易額達1.08萬億。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最近屢屢釋出信號，希望與中方重新開始貿易談判。

　在印太區域，近年西方國家的制衡政策似乎無法奏效。中國與東盟已經互為最大貿易夥伴，彼此之間的經貿合作關係較難被削弱；日韓兩國一直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甚至連被視為親美的日本，其國會亦迅速通過了RCEP的審議；澳洲方面，雖然中澳貿易戰似乎打得如火如荼，然而佔份額最大的鐵礦石貿易量卻不斷攀升，導致整體貿易額增加；至於被西方國家視為制衡中國重要力量的印度，一直以來都奉行不結盟外交原則，且近日嚴峻的疫情暴露了其不少國內問題，無法兼顧配合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

　歐洲方面，近日被暫時叫停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彷彿為中歐關係蒙上一層陰影。然而，這份經7年談判才達成的協定，其實是對雙方都有利的貿易文件，尤其是對歐盟，中國內地破天荒地放開了不少行業准入限制、解除了國企補助措施等，對歐盟經濟有十分正面的促進作用。

　而反觀圍堵的對象：中國，西方制衡手段真能奏效嗎？以通信技術的研發為例，當初在5G研發期間，中歐之間本身是合作關係，然而中途歐盟方面參與積極性下降，中方改為自主研發，而最終中國5G的專利數佔全球的30.3%；近日，美日提出要共同出資45億美元開發6G技術，然而據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所發表的《6G通信技術專利發展狀況報告》表示，中國目前的6G相關專利申請約13000項，佔全球35%，領先其他國家。可見在多方圍堵的壓力之下，反而迫使中國在某些領域實現突破。

　圍堵與制衡，似乎只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招數，甚至反而倒逼被圍堵的國家更專注發展。反之，若是各國之間能夠以合作的方式共同促進經濟、科技的發展，相信這才是全世界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