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執行會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顧敏康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有不少文章認為，這是一個以「愛國民主」為名義，以香港為基地勾結外部勢力、企圖顛覆國家政權的顏色革命組織。這種描述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因為曾任職美國中情局的斯諾登披露，支聯會作為美國反華的機器，負責造假抹黑中國共產黨；索羅斯負責提供給支聯會可觀的情報資訊，提升假新聞的可信度，而索羅斯的情報來源就是美國情報機構。這些當然是警方需要調查證實的事情。

　支聯會可能構成顛覆罪

　支聯會將「結束一黨專政」作為其綱領之一，其意圖是十分明確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憲法第1條第2款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香港居民有義務遵守和不違反憲法。換句話說，憲法作為一個國家的根本法，其效力是全國性的（包括香港在內），對香港而言，憲法第1條第2款的效力就是：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不可以允許破壞中國其他地區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存在。

　香港國安法第22條規定：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的行為，即屬犯罪。香港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構成此罪需要兩個前提，分別是使用暴力或非法手段，即使「結束一黨專政」屬顛覆口號，只要支聯會的行為都是合法進行，不見得就會違反香港國安法。這種解讀明顯具有誤導性，須要糾正。首先，「兩個前提」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這裏只有一個前提，即「非法手段」，包括武力和威脅使用武力。「結束一黨專政」違反憲法與國安法，符合「非法」定義，其非法手段可能包括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及遊行、建立網上網下「六四展覽館」及在「六四展覽館」內公然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在香港大學建立永久雕塑「國殤之柱」、勾結外部反華勢力、接受境外資助以及相關抹黑、攻擊言論等。

　退而言之，支聯會的言行已經涉嫌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支聯會鼓吹「結束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利用香港這個平台煽動他人破壞、甚至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危害國家安全。國安法第23條列明：「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行為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2021年4月29日，首宗涉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件在高院提訊，被告唐英傑被控兩項罪名。在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香港國安法三名指定法官一致裁定，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控方毋須證明被告是否有使用武力。

　從刑法理論看，顛覆罪屬行為犯，不要求有顛覆政府的實際危害結果發生。換句話說，行為人只要實施了顛覆行為即可構成。因此，不能僅僅將「結束一黨專政」視為口號，認為屬於自由權利。放眼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對有關自由權利的限制有不同標準，其背後可能是因為各國或地區有不同的情況、不同的歷史傳統。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自由權利不是絕對的，可以被依法加以限制。香港國安法第22條之規定，也是為了維護憲法所規定的根本制度。任何人不能借「兩制」將香港作為推翻這種根本制度的平台。

　支聯會不愛國不民主

　支聯會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顧名思義，支聯會自認愛國民主，其實不然，它既不愛國，更不民主。

　習近平主席在建黨100周年的講話中，對中國共產黨的貢獻有非常客觀和真實的描述。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飽受欺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後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習主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繫、命運所繫。

　但是，面對這樣一個領導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黨，支聯會卻堅持主張要將她「結束」，只能說明支聯會不希望看到人民富裕和國家強大；只能說明其所謂愛國是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沒有按照西方列強的模式發展，因此被視為「眼中刺、肉中釘」，支聯會按照西方主子的想法要求廢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更是專製表現。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其是否民主可以從八個方面衡量：第一，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第二，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第三，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第四，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第五，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第六，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第七，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第八，權力適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中國在這八個方面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學者吳志明（Cary Wu）今年5月5日在《華盛頓郵報》刊文稱，一系列調查均發現，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成果促進了其「合法性」。98%的受訪者信任中國政府。難怪有學者要責問支聯會：為何要結束這樣為國家創造奇跡的制度？

　如果僅僅是罵共產黨，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應該還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鄧小平曾經說過：1997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製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可見，鄧小平對香港罵共產黨的組織還是非常寬容的，對支聯會也是如此。回歸後，支聯會可以舉行各種活動，其成員還可以當選為立法會議員。這種寬容，本是希望他們改弦易轍。問題是，支聯會至今不思悔改，堅持錯誤甚至走向推翻國家政權的違法道路，其未來的結局應該是可以預料的。

　事實上，香港支聯會近日的舉動也表明了其心虛不安。據報道，已經有7人表示辭任常委職務，包括蔡耀昌、麥海華、盧偉明、黃志強、倫智偉、梁國華和趙恩來，常委數目由原本14人減至7人，包括正在獄中及還押的李卓人、何俊仁和鄒幸彤等。另外，支聯會遣散所有職員。這些已經證明，支聯會大勢已去，剩下的頑固派也應該撐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