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夫先生的最新長篇小說《漕運船幫》今年終於問世了，30年寫就三部漕運專著，用王梓夫先生的話說—「我對得起大運河了」。
王先生是北京通州人，中國作協會員，北京作協理事，通州區文聯名譽主席，供職於北京人藝，國家一級編劇。京杭大運河的傳說從小在他耳邊迴響，1991年，他開始醞釀創作大運河題裁的作品，歷經十年，2001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漕運碼頭》。一經發表好評如潮，獲北京市慶祝新中國成立55周年優秀作品獎、第二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並被拍成電視劇；此後，他又歷經十年於2011年出版《漕運古鎮》，2021年出版《漕運船幫》，「漕運三部曲」完美收官，王梓夫先生也完成了他長久以來的心願，回報了大運河的滋養之恩。
一波三折《漕運碼頭》
2021年深秋10月，北京城市副中心，京杭大運河畔，伴著秋日的暖陽，王梓夫先生向記者講述了他與大運河、他與文學的故事。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寫漕運三部曲？」
「我覺著這就是我的宿命。我不寫，這個題材就糟蹋了，再沒人能擁有我這麼有利的條件了。第一，跟歷史銜接不上。現在的年輕人，那個年代的故事他們完全不知道，他怎麼跟歷史銜接？第二，也沒人會對運河有那麼深厚的感情，那麼有使命感，所以說等著別人寫，我覺得不太現實。」
「我一開始也沒想寫漕運碼頭， 但通過10年時間的日積月累，逐漸就有一批碼頭人物在心裏活起來了，人物的恩怨情仇，人物關係逐漸就完成了。對我而言，只要大概完成就行，不用非常細緻，然後好多東西都在寫的過程當中進行創作，再向那10年的積累要東西。」
「真正下手寫，我每本書都是半年左右就完成了，像寫《漕運碼頭》那會兒，我一邊上班一邊參加各種活動，見縫插針也是半年時間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正好有一次在人大會堂開會，就遇見了作家出版社的總編張勝友先生，他說你有沒有長篇，我說正在寫還沒寫完，他說你別給別人，給我吧。」
「我想作家出版社的牌子也可以，就答應了。」
「然後寫完之後我就把稿子給了他，接着就到外地採風去了。等我回來一看，責編竟然給我退稿了，一下子別提多惱火了。因為創作這事兒冷暖自知，我的東西到了一個什麼水平，我自己心裏是有數的。然後我也沒找張勝友，雖然他是總編，但我不願意這樣做。」
「退稿之後，因為作家出版社和文聯出版公司是一個大樓辦公，我就給文聯出版公司的一個朋友打電話，我說我有一部長篇，他說好啊好啊，我說我給作家出版社看了，作家出版社給我退稿了，他聽我這麼一說，就不說話了，連看都不看了。」
「當時，正好一個朋友約我去雲南，我就到雲南去了。路上我把退稿的事跟他也說了，朋友說他和雲南出版社關係挺好的，可以給他們。」
「我說不行，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我花10年寫的，我一定要找一家全國最權威的出版社。」
在王梓夫心裏，最權威的出版社是哪？那肯定是人民文學出版社。
於是雲南回來之後，王梓夫先生就給他主筆寫《晨光曲》時認識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大姐打了一通堪稱傳奇的電話。
王梓夫：大姐，您退休了嗎？
大姐：我快了。
王梓夫：您還有多長時間退？
大姐：你幹嘛？
王梓夫：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給了作家出版社，人家給我退稿了。
大姐：你的稿子他們也敢退？你拿來給我看看！
直到現在，想起那段往事，王梓夫先生依舊心緒難平—「你看這大姐，她最起碼要看一看！這才是干工作嘛! 」
王梓夫先生清楚的記得，那會兒正是三伏天。「我背着稿子就去了，出了一身的汗，結果她還沒在，我只好給她放在傳達室，讓傳達室的給她放桌上了。」
「然後我就又出門了。這一去就又是一個多月，這期間我總想給這大姐打電話問問，可又不敢打，擔心她說不行，想打又不敢打，那個矛盾、糾結啊!」
「終於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了，一咬牙就把電話打到她們家去了。」
「我說，大姐，我那稿子您看了嗎？」
「大姐說，已經給你發稿了。」
「我說，發稿了？！別介，我還得改改。」
「大姐說，我給你改好了。」
「多好的大姐啊，真痛快，都給我改好了，把我給高興的。」
就這樣，漕運三部曲的第一部《漕運碼頭》得以正式出版了。
《漕運碼頭》一經出版，就備受好評，2007年獲姚雪銀長篇歷史小說獎；2008年，北京電視臺將其改編拍攝成40集電視連續劇，楊立新等出演，成為國內首部反映漕運歷史的電視連續劇。
得知《漕運碼頭》是唯一全票獲得姚雪銀長篇歷史小說獎的消息後，王梓夫先生第一時間就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那位編輯大姐打電話報喜。
王梓夫：大姐，咱那書得獎了，咱倆一塊領獎去啊，有您的責編獎！
大姐：我不去，你寫的你去，證書我也不要，就擱你那。
王梓夫：還有獎金呢。
大姐：獎金也不要，給你了。
「沒辦法，我只好等春節的時候，連拜年、連獎金、證書一起給大姐送了過去。」 王梓夫先生的嘴角、眼角一彎一彎著，笑容里分明地寫着難忘二字。
「後來再出版《漕運古鎮》《漕運船幫》的時候，各方面就都很支持，尤其《漕運船幫》，出版前總編說三部放一起吧，出個《漕運三部曲》。」
在天賦和勤奮之外
其實筆者最早知道王梓夫先生，是源於他創作的那首著名的《通州賦》。
王梓夫先生筆下的《通州賦》，是描寫當代通州的詩詞歌賦中，最具代表性的傳世之作，氣勢磅礴、意境高遠，直追古人，至今無人能及。
「我們通州的文化名人比較多，像劉紹棠、高佔祥等，他們對文化通州的發展影響很大。對於我而言，一方面我是受了古今文人的影響，確實愛好文學，但另一方面，也和我人生中的幾次好運氣有關。」 王先生打開了回憶的閘門。
「人生，很多時候是不能選擇的—比如生不逢時，比如你出生在一個什麼家庭，家庭條件好還是不好，這都是不能選擇的。但是，有些運氣是可以選擇的。比如拜師，拜對了師，那就是走了一條捷徑，這就是好運氣。」
「幸運的是，我正好趕上了幾個好運。」
「我那時還在馬駒橋公社工作，突然有一天上邊通知，說作家浩然要到「北海」（現在的亦莊）來體驗生活。黨委書記正發愁誰去陪浩然，我一聽浩然來了，別提多高興了，就自告奮勇說我去，書記很高興我也高興，於是我就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與浩然學習、接觸的機會。就這樣，我接觸到了浩然老師，一來二去就熟悉了。」
「那時候全國只有8個樣板戲和1個作家，全國沒有不知道浩然的，當時只有浩然的書《艷陽天》能在書店裏賣。我當時也是非常喜愛他的作品，感覺他真了不起，能把農村寫的這麼鮮活，心想要是能有機會見一見這位大作家，那得多幸福啊。」
「沒想到，浩然老師竟然真的出現了。」時隔多年，仍難掩王梓夫先生的興奮之情。
浩然的到來是大事。當時，通縣縣委書記跟浩然是老鄉和同事，宣傳部長是全總調來的，極有情懷。於是浩然和書記、部長一拍即合，決定在縣裏成立一個「三結合創作組」，就在通縣搞文學創作。
「這三結合創作組可就了不得了！什麼叫三結合？就是專業作家、出版社和業餘作者三結合。專業作家就是浩然，出版社的老師也了不起，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總編輯是韋君宜，責任編輯是許顯卿，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艷陽天》的責編。就這麼權威的三個人，帶着我們幾個業餘作者搞創作，現在想起來都非常激動，全是頂尖的機遇，全國沒人能得到的機遇。」
就這樣，王梓夫先生跟着幾位老師從體驗生活開始，一塊到農民家裏去，同吃同住，跟農民摸爬滾打，一塊去勞動，學著怎麼去採訪積累素材，怎麼開始構思，怎麼開始行文、怎麼結構故事，怎麼寫人物命運……
「那會兒我是完全學進去了，走路、休息、甚至別人喝酒的時間我都在琢磨怎麼創作，還覺得特過癮！」
「那真是手把手的教啊，現在想想，能得到幾位老師的言傳身教，真是太幸運了，後來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了。」 王梓夫先生回憶道。
就這樣，在幾位大師的指導下，兩年後，由王梓夫主筆的長篇小說《晨光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立即在全國引起轟動，第一版就印了40萬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製作成了長篇小說聯播，八一電影製片廠將它拍成了電影。
雖然《晨光曲》是以通縣三結合創作小組的名義發表的，但浩然、韋君宜等老前輩對王梓夫的成長看在眼裏、樂在心中，這也為王梓夫日後的進一步成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的「右派」老師劉紹棠
「說起我的另一個好運氣，就不得不說起劉紹棠老師。」王梓夫先生回憶道。
「劉紹棠先生當時是右派，但我一直挺喜歡他的作品。說來也是有緣，那時我剛結婚，我老岳父家跟劉紹棠家大概就隔著幾百米遠，劉紹棠住在村北，我老岳父家住村南，離得特別近，但不在一個村，忍不住就覺得人家是大作家，他在這兒待著，我不去不合適。當然那會兒也是有點冒險，我在宣傳部工作，你哪能偷偷的去拜訪右派，是不是？」
「但沒辦法，我還是忍不住去了。」
「當時，劉先生住在兩間土房裏，自己做飯。我一進門，他正準備洗床單，因為沒有大盆，正想用做飯的蒸鍋來洗。」
「我一看心裏就很難受，就說算了別洗了，跟我喝酒去得了，就在誰誰家。」
「劉紹棠老師特痛快，撂下床單就跟我走了。從上午十點喝到晚上十點，就著酒勁兒談文學，談他這些年寫過什麼作品，給我講他的經歷，講他的故事，說的心潮澎湃。」
「後來形勢開始緩和，但是劉紹棠的右派還是沒摘帽。」
「1978年，劉紹棠就拿出了第一部作品給北京文學。但那時候北京文學要發作品，必須得經過當地黨委政審，得當地黨委蓋章。」
「我當時正好在縣委宣傳部工作，劉紹棠先生就找我來了，說能不能給蓋個章。可我只是個小幹事，哪有權利蓋章。於是我就找我們主持工作的副部長，一個勁地磨，但副部長無論如何不給蓋，無論我怎麼說，他就是不同意。」
「可我已經答應北京文學了，就差蓋個章就能發了。這可怎麼辦呢？後來，我就想了一個辦法，第二天讓北京文學來了個編輯，我領著編輯就到劉紹棠先生所在地郎府公社找他們黨委書記去了。」
「結果書記還下鄉了，我們倆就在門口等。一直到下午2點，書記才回來。書記認識我，問我幹什麼呢？我說有個特別小的事兒，劉老師這人不錯，書記說，是，挺好的。我說他戴罪立功寫了本好書，需要咱們公社給蓋個章，就這麼點事；書記說，就這事你還跑一趟，好好好，然後他就給蓋了章。就這樣，劉紹棠老師就發了第一篇小說，算是我給爭取過關的。」
「從那以後我們就有淵源了，有了感情也就什麼都不怕了。我就把劉先生接到通州來，我把通州的業餘作者組織起來，在他的指導下形成了一支創作隊伍。」
「為什麼通州的創作力量比較強，就是因為有浩然、有劉紹棠，特別劉紹棠，他是本鄉本土的作家，大家就圍著劉紹棠轉，雖然那時候他還是右派，但是我們大家對他都服氣，老百姓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搞文學的人，更不管這個。」
「劉紹棠非常熱情，他組織這些人辦學習班講課，然後帶着大家一塊創作，就轟轟烈烈的弄起來了。然後，劉紹棠鄉土文學的旗號就轟轟烈烈地發展了起來。」
「能和這樣的著名作家同吃同睡，亦師亦友，確實是夠幸運的。」
「早期，這兩位老師不僅僅是影響了我，幾乎就是手把手把我教出來的。」王梓夫先生深情地回憶著。
走進傳奇的「文學講習所」
「但是僅僅有這兩位老師還不夠，因為畢竟他們兩個人都是50年代的作家，主要是為工農兵服務，其實就是做文化普及的工作。浩然只是小學三年級畢業，劉紹棠讀的書多一點，但是後來也沒有再繼續深讀。」
「那時候強調的是政治正確，有生活。毛主席強調—生活是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唯一的源泉，就這個唯一把我們害了，導致大家都在注重生活，而忽略了創作本身的規律。現在大家都知道創作有自身規律，文學有自身規律，但那時誰都不談文學的自身規律，全都是深入生活、到工農兵中去體驗生活。」王梓夫先生一邊感慨一邊回憶。
正當王梓夫先生為如何跨越創作瓶頸而煩惱的時候，他人生中的又一個好運降臨了。
1950年，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准，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文化部共同領導下，中國作家協會成立了文學講習所。要求學員「經兩年學習研究，能提高一定的政治及業務水平，掌握毛澤東文藝方向進行創作，兩年內希望每個研究員儘可能寫出一部能出版的作品」。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成立了，我非常幸運的得到了去文學講習所學習的機會。文學講習所是誰辦的呢？是著名作家丁玲辦的，你說我得是多幸運！」說起講習所，王梓夫先生激情四射。
「文學講習所就是現在的魯迅文學院的前身，我們那是第一屆，被譽為「中國文壇黃埔一期」，全國共33人，我們一個宿舍的就有葉辛、蔣子龍，同班的有王安憶、葉文玲、陳世旭、張抗抗、古華等一大批知名作家，全是我們班的學生，現在基本上都是大腕了。」
「給我們講課的老師就更不得了，有夏衍、陳荒煤、茅盾、老舍、周立波、周揚等大家，每位都是學富五車、久負盛名，都是精通中西文學的中國頂級文學家，並且我們那會兒實行的一對一輔導制，雖然不叫拜師，叫輔導員，但也是拜師的性質，我拜的是誰呢？是《野火春風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老師，李老師在所有作家當中的學問是最高的，而且字寫得極其漂亮，又是書法家。」
「那時候，李老師是被江青打成反革命，在監獄裏度過了6年。他愣是用那6年時間，在《資本論》的字裏行間寫出三部長篇，表面看他在讀《資本論》，實際上在寫長篇小說。」
「在李英儒老師身上，我學到了另外一種東西，就是作家需要學者化、要做學問，要打基礎，要有自己的創作思想，要繼承古今中外的文學傳統。」
「而那時候剛剛文革結束，開始引進西方的經典作品，社會風氣非常好，原來買不到的書全都再版了，圖書館也開放了，我跟李老師就天天談經典，談名著，談小說的規律，小說的結構、文字語言，就開始談形式上的東西了，真正是科班的這些東西。」
「可以這麼說，我在浩然先生、劉紹棠先生那裏學到了文學的基礎，李英儒先生教我的就是升級版。如果不是李英儒先生，我不會那麼認真的讀書，我可能還是埋頭體驗生活，不會懂那麼多。」
「所以，我遇上的這三位大家，把我缺少的東西全部給補上了，成體系的給立起來了。否則我可能還不會那麼技術性的去處理這些前因後果，這些包袱線索。現在我的書里能呈現來這些技術性的東西，都是那個年代學下來的。」
學成歸來，王梓夫先生的創作由此進入高產期。他先後發表了長篇小說《異母兄弟》、《遭遇復仇》、《漕運碼頭》、《草街》；長篇報告文學《生命之光》、《興旺之魂》、《大運河啟示錄》；長篇紀實文學《淨化神聖的國土》、《仇城》（與人合作）；中短篇小說集《昨夜西風》、《蜜月日記》、《都市裏的11種愛情》、《向土地下跪》、《格外》、《王梓夫小說選》；《槐樹花真香》；《王梓夫自選集》（1～3卷）；長篇隨筆《尋求活法》；散文集《往事門前》；《王梓夫影視劇作選》；《漕運古鎮》、《梨花渡》，到今年出版的《漕運船幫》等數十步部力作，並擔任了北京作家協會理事，通州區文聯名譽主席，北京西城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直到如今仍不忘深入生活，尋找創作題裁，奮戰在文學創作的第一線。（記者楊凌雲）
頂圖：著名漕運文化作家王梓夫先生
王梓夫先生著作《漕運三部曲》。
劉紹棠（前左）、浩然（前右）與王梓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