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深圳GDP首次突破3萬億元，約佔廣東省GDP的四分之一。深圳在後疫情時代持續穩定的發展，再次彰顯了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大引擎之一的澎湃動力。深港合作的成功經驗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奠定了基礎，而作為國家級區域發展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也必然有賴於深港合作的啟動從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在後疫情時代「破冰」前進。

    在福虎迎春之際，再次閱讀賴明明、陳能軍等撰寫的《深港合作40年》，多有啟發。《深港合作40年》一書的出版，得到了深圳市委的高度重視和深圳社科院的直接指導，屬於由深圳社科院、深圳社科聯組織編撰的「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改革創新研究特輯」叢書之一。該套叢書獲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度特別貢獻獎」，而其中的《深港合作40年》則於2021年在深圳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中獲得「學術著作類貳等獎」。

    這是一本學術著作，但是，閱讀起來並沒有學術著作的晦澀。一個原因是該書在章節安排中方面獨具匠心，巧妙布局。例如，每一章都用一首歌曲作為引子，分別選取了深港居民比較熟悉的《中國人》《東方之珠》《獅子山下》《公元1997》《相約九八》《明天會更好》。本書的文字也很精煉，如該書第一章開頭用「深港區位臨近，山水相連，語言相通，人文相親，往來密切，互補性強，相得益彰」這樣簡明而工整的文字揭示了深港合作的歷史必然性。

    《深港合作40年》一書在緊扣「深圳改革創新叢書」主題的同時，展現了宏大的歷史視野。該書將深港合作放置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研究合作模式的變化，從經濟、文化、社會、民生等方面，梳理了深港合作40年的歷程。這種宏大視野的一個表現是，雖然1980年8月26日是深圳經濟特區的生日，但是該書並沒有把深港合作的起點定位在這一天，而是把這一天定義為「現代意義深港合作的起點」。這種視角既符合歷史事實，又展示了「就深港合作談深港合作」的寫作邏輯。該書的一個重大突破是，把深港合作放在中國近現代史發展歷程中進行研究，把深港合作與民族復興結合起來，從而闡述其其偉大意義：「深港合作的歷史，是國家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發展歷史，是改革開放推動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歷史，是『一國兩制』從構想到現實、香港順利回歸祖國懷抱的歷史，也是見證『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以及中國走進世界舞台中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

    作為一本求真務實的學術著作，該書沒有回避對深港合作的不同看法。針對認為深港合作實質是「競爭」、是「單贏」的片面觀點，該書運用大量數據，證明深港合作不是「零和博弈」，並進而把深港關係定義為「競合」關係與「雙贏」關係。對此，作者有這樣的論述：「深港合作是雙贏的合作，是共享式合作。深港這種雙贏與共享式合作體現為，深圳的發展就會跨境轉化為推動香港的發展，香港的發展又會反過來跨境轉化為帶動深圳的發展；深圳改革開放與發展過程中創造的商機也同樣是香港的商機，香港現代服務業平台與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商機也同樣是深圳的商機；在全球化浪潮下，深港面對的外來衝擊是相同的，面對的經濟發展是關聯的，因此，更需要通過加強深港共商、共治、共享，攜手應對危機，協同推動發展。」 

    《深港合作40年》既是一本歷史著作，也是一本經濟著作。作者用敘事經濟學的方式，講述了深港合作40年的歷程。這種寫作方式也增強了該書的可讀性。同時，深厚的歷史分析也為展望深港合作的未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而形成了本書的一個重要亮點——在梳理歷史的基礎上展望未來。該書用整一章（第六章）展望了深港合作的未來，建設性地提出了香港應該發揮作為獨立關稅區的優勢，推動香港實體經濟發展，在對接國家發展規劃中發揮出香港優勢，共同打造世界上獨一無二「一國兩制」灣區。同時，該書還指出，深港合作模式在創新突破的基礎上，將呈現「五化」趨勢，即：深港合作模式的科技化、「雙聯通」化、產業化、金融化、低碳化。

    深港合作的歷史是改革開放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必將是最終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深港合作既推動兩個城市的發展，創造兩個城市的繁榮，又輻射到周邊、帶動了周邊。深港合作是深港雙贏的合作，也是深港與周邊城市與地區共贏的合作。未來的深港合作將是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內的深港合作，是在國家走進世界舞台中央過程中的深港合作，是雙贏的合作。這裏用該書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40多年以來深港合作的開拓者、推動者、吶喊者、思考者、質疑者、批評者，他們都是智者。一個偉大的時代正在開啟，那就是深港合作與粵港澳大灣區良性互動的時代。讓我們共同期待明天更美好！期待深港的明天更美好！」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珠江學者 岳經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