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文

　還記得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前，特首林鄭在一次回答關於香港言論自由的提問時，半認真、半自嘲地說：香港是個自由的地方，特區政府，包括我本人不是整天被人鬧（罵）嗎？

　自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特別是隨着確診人數屢創新高、病亡數字不斷攀升，尤其是長者和幼童成為病魔致命侵蝕的最脆弱群體，人們在痛心疾首的同時，鬧政府，似乎成了最好的宣洩，甚至昔日立場相對的人們，在病毒肆虐、苦不堪言的當下，由於親身或身旁種種的無助與無奈，竟然可以朝向一致、目標相同。以至於，鬧政府，成為香港社會最政治正確的統一。

　不可否認，特區政府，包括相關的職能部門，乃至公務員隊伍，在疫情的研判、措施制定和施行的硬度、可能的預案等等方面，在先手同後手的思量與準備上，確實有諸多不盡如人意和需要事後深刻反思、檢討，甚至被問責的地方。但是如果把現今的局面完全推給特區政府，甚至推給具體某個人、某個團隊，卻又欠公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思考一下梁萬年和袁國勇這兩位內地與香港專家高度一致的觀點：香港已經錯過了最佳防疫時期。

　至於哪個階段是最佳時期，這只能由專家通過科學來界定，但作為普通市民，甚至媒體、輿論，親身經歷過了那一幕幕，事後基於最基本的常識，冷靜、理智地回想一下，我們都錯過了什麼呢？

　前年中央第一次派遣內地檢測隊伍來香港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一個最蠱惑的謠言是「港人的DNA會被內地掌握」，於是，百多萬人的檢測率，搞得像一場政治投票。

　當接種疫苗的時候，選擇複必泰或者科興，似乎又成為了一場政治站隊，以至於，對於科興有效性的抹黑，至今還在一些媒體、論壇甚囂塵上。而因為對於副作用的過度敏感和糾結，在特區政府多次呼籲提高老年人接種率的同時，總會伴有各種各樣的理由、顧慮，以致香港這座世界最長壽的城市，不得不目睹一位位本可安度晚年的長者猝然離去。

　而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推行「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時候，有些人反而熱心關注沒有智能手機的老人如何自由地買菜、喝茶，如何捍衛個人資訊不被盜取。甚至，津津有味地談論如何保護遊蕩街頭的野豬不被漁護處誘殺，如何收養已經被確定含有新冠病毒的倉鼠……

　諷刺吧？！那些處處貼政治標籤、每每高舉動物保護大旗、時時把私隱自由掛在嘴邊的人們，當我們的公公婆婆、弟弟妹妹被病毒奪去生命的時候，怎麼不見你們點一隻香、送一束花、流一滴淚呢？

　抗疫，是一場全民參與的戰鬥。在這場事關生死的較量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袖手旁觀，更不可能獨善其身。服從、回應、配合，這是在檢測、疫苗、救治之外，最考驗人性和防疫成果的地方。

　香港抗疫，如果沒有了特區政府的權威與主導，其結果可想而知。鬧政府，即便能有助消化、排解，但總不能當飯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