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會議強調，要努力實現今年經濟發展預期目標，並進一步明確，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同時強調，要促進平台經濟健康發展，完成平台經濟專項整改，實施常態化監管，出台支援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這意味着平台經濟的專項整改已經接近尾聲，政府對平台經濟的「強監管」政策可能會出現重大轉變。可見，政府對平台企業的態度，不再是反壟斷進行限制，而是強調平台廠商的發展。

　4月29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岸價收復6.59大關，收市報6.58兌1美元，比上一個交易日大漲249點子；人民幣離岸價收復了6.61大關兌1美元。內地股三大指數在當天午後大漲，上海綜合指數收市升2.4%，報3047點；深圳成分指數大漲3.7%，報11021點；創業板指數也飆升了4.1%，報2319點，兩市成交大增。香港恒生指數上漲4.01%或813點，報21089點；香港恒生科技指數更是上漲了一成以上，阿里巴巴等四大科技平台企業的股票更上漲了15%以上，及成交大增。金融市場如此強烈的反應，意味着政府對大型科技平台企業的「強監管」政策可能出現重大的轉向，讓投資者重拾對中國數字經濟的信心。

　可以說，從2021年初政府開始對大型科技平台企業進行反壟斷及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強監管」政策以來，面對這種政策突然調整，不僅讓市場及平台企業不知如何應對，更是讓投資者對股市信心大大喪失。這不僅讓內地股市三大指數大跌，更讓香港恒生科技指數直線式下跌，其指數從2021年2月10686點，下跌到2022年4月18日3974點，下跌幅度達63%以上。本來，如果股市為政策所左右，政策的不確定性會增加股市之風險。如果政策的出台與實施更多的是隨意性，這自然更會增加這種政策不確定性的風險。面對這種巨大風險，投資者只能逃為上策。

　平台廠商競爭多樣化

　可以說，數字經濟帶動了當前人類社會經濟的空前繁榮，中國更是分享了這種成果。不過，應該看到以數字經濟為主導的數字化技術，也引致了人類社會的劃時代變革及人的理性選擇方式的飛躍，由此形成了新的生產要素、新的交易工具、新的資源配置方式、新的產業組織形式等，並由此驅動了人類社會生活方式、人的行為方式及企業商業模式發展根本變革。而平台廠商是這種變革的主要載體。平台廠商的本質特徵是網絡效應。廠商之間競爭既不是市場價格的競爭，而是平台廠商之間的網絡協同化或策展機制的競爭。所以，競爭可以是平台廠商之間的競爭、平台廠商與平台參與者的競爭，及平台參與者與參與者的競爭。這自然導致了平台的網絡效應是多層次和極其複雜的。平台廠商的策展機制就是要促使平台廠商積極的網絡效應不斷擴展和做大，減少或排除消極的網絡效應。所以，平台廠商之間競爭性質與傳統渠道企業的市場競爭完全不同，平台廠商之間的競爭本質主要是策展機制的競爭或網絡協同化的競爭。

　重振中國數字平台經濟

　也就是說，如果平台廠商沒有網絡規模或非線性增長肯定是不成功的，但佔有巨大市場份額的平台廠商同樣可能出現凹型崩潰，關鍵就在於平台廠商的策展機制能否興利除弊。所以，數字經濟時代平台廠商的競爭與壟斷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經濟理論中的市場結構、市場佔有率、市場支配地位、公平交易、反競爭行為、價格歧視等概念已經無法用來評估平台廠商行為是否為壟斷，否則容易導致嚴重的誤導。2021年中國對平台廠商的反壟斷，基本上還是以傳統概念及傳統標準作為判斷平台廠商壟斷與否的標準，這自然無法有效治理平台廠商的壟斷行為，也無法引導平台廠商走上健康發展之路，反之則導致了2021年內地數字經濟的全面收縮。可以說，當前中國經濟的嚴峻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與2021年對數字平台廠商「強監管」而導致數字經濟的全面收縮有關，所以，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平台經濟政策的轉變，應該是一種政策糾偏，調整以前對平台廠商「強監管」的方式。如果是這樣，這將會重振中國的數字平台經濟，重振投資者的信心。但實際的效果如何，我們還得進一步觀察政府的政策取向，還得看政府對平台廠商的「強監管」政策是否出現真正的轉向。

　易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