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木 文史學者
9月2日，由香港商報、深圳市地名學會、深圳特區報、讀特客戶端、深圳新聞網等五家機構聯合舉辦的「港深地名故事網上徵集大賽」如期啟動。徵集時間持續到年底，內容包括文稿、視頻、音頻、線索、故事等。前一天原本有個啟動儀式，同時舉行港深歷史文化專家學者連線對話會，卻因疫情原因推遲了。
在活動宣傳廣告中，主辦方給了我一個新身份——文史學者，這不禁引發我對自己職業角色的思考。從1981年參加工作，迄今40餘年，先後做過中學教師、理論研究者、公務員，現在又到人生轉段時刻。如果說前幾次職業身份改變，主要還是隨波逐流順勢而為的結果，這次卻是審時度勢的主動選擇。轉段是一個過程，5年前在《文匯報》開設「詩語背後」專欄，算是這個過程的開始。今年7月10日，聯合書店本來藝文館以「百年風雨地名載之」為題，為我的新書《藏在地名里的香港》舉辦分享共談會，則具有一定標誌性。
我的「文史學者」身份，脫胎於香港地名故事。從過往經歷看，也許因為走的地方比較多，自己又對歷史文化感興趣，每遇有趣地名，都存一份探究之心。中國文化對命名是很執着的，有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說法。人物事件、職位頭銜、人際關係，各有相應稱謂，含糊不得。地名作為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名片，尤其受到重視。凡是有特色的地名，無不具有豐富的內涵，承載着特別的寓意。
為一處山峰、一個海灣、一條街道、一座城市命名，終究是一種文化現象。地名的文化特徵，先是反映在命名過程中，進而作為一個場域，並演變成某種文化符號，影響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當兩種文化相遇，或融合或碰撞，就會發生某種形式的博弈。香港雙地名現象的出現，是明的博弈；而像皇后大道這樣的地名存在，是暗的博弈。當然，無論明的博弈還是暗的博弈，都要在相對寬鬆的環境裏才會成為現實，否則只能相互取代。
雙地名，即同一地點擁有兩個名稱，其他地方有沒有類似情況我不清楚，但在香港比較常見。雙地名並不是同一地名的不同語種互譯，而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名字，音不同，意也不同。出現這種情況，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與港英殖民文化的旗鼓相當：某地已經有了廣泛使用的本土地名，殖民者為了顯示自己的存在，又給它取一個新地名，但新地名並未獲得壟斷地位，舊地名照常使用。略舉幾例：
赤柱與Stanley，中文名稱是因為當地曾有很多木棉樹，開滿鮮紅的花朵，在陽光照耀下像赤色的柱子；英文名稱則是以英國強佔香港時的殖民地大臣命名。
香港仔與Aberdeen，中文名稱原本叫香港，因附近有轉運香木的港口，後因整個島嶼被稱作香港而改為現名，意為「小香港」；英文名稱則是以英國強佔香港時的外交大臣命名。
扯旗山與Victoria Peak，中文名稱緣於清嘉慶年間海盜張保仔盤踞附近海域，利用該山作瞭望台，看見海上有商船經過，就用旗號通知山下營寨攔截；英文名稱則是以英國強佔香港時的英女皇命名。
淺水灣與Repulse Bay，中文名稱是因為附近有一個深水灣，兩者相對應而得名；英文名稱則是以1840年代停泊此地的一艘英國軍艦命名。
銅鑼灣與Causeway Bay，中文名稱是因為該處海岸線形似銅鑼；英文名稱則是由於怡和洋行19世紀末在這裏修築了一條海堤（Causeway）。
所以，名副其實的雙地名，不只是一個地點擁有兩個名字，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平等使用，英文場合用新取的英文名，中文場合仍用原來的中文名。這有點像一對獨生子女生了孩子，爺爺奶奶給取個名字，外公外婆也給取個名字，各叫各的。
皇后大道的得名，卻是一個滑稽中略帶酸澀的歷史笑話。1840年代英國殖民者佔領香港後，在太平山北麓修築了一座新城，以女皇命名，稱維多利亞城。同時，把背後的扯旗山（太平山主峰）改名為維多利亞峰，面前的海港命名為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城的主幹道由首任港督砵典乍親自命名為Queen's Road，即女皇大道，以表達對女皇的敬意。但Queen在英文中既可以是女皇，也可以是皇后，當時不知是哪位華人官員出於什麼原因，把它翻譯成皇后大道，並一直沿用下來。
對這個誤譯，港英當局曾於1890年發文予以澄清。但人們將錯就錯，還是稱之為皇后大道。為了給女皇「正名」，當局趁填海修建的干諾道落成，把連接維多利亞城三大主幹道——皇后大道、德輔道和干諾道的一條南北向小街命名為Queen Victoria Street。可是，中文名稱仍被譯成域多利皇后街（ Victoria亦譯作「域多利」）。無奈之下，當局借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登基60周年（1897年）之機，在維多利亞城西郊新修築了一條與皇后大道差不多長的郊區公路，直接以女皇的名字命名為Victoria Road，以確保不再被「誤譯」。
香港歷史博物館有一個富有特色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從史前時期一直講到香港回歸。它與通常偏重於宏大敘事的展覽不一樣，從布展方式到展品選擇都很接地氣，讓人印象深刻。可惜2020年10月已停展，據說要待充實內容後重開。我以前去看過好幾次，停展前夕再次前往，帶有一點告別的意思。現在看來，既是告別展覽，也是告別香港，因為我在當年年底就結束在港工作而返回內地了。其間，一塊展板引起我的興趣，上面講華人對維多利亞城自有一套約定俗成的名稱「四環九約」，而港府公布的維多利亞城與華人稱謂的四環九約範圍大致相當。展板一一列舉了四環九約所對應的地方，並以這樣一段略帶煽情色彩的解說詞結尾：
「時移世易，物換星移。今天香港的面貌與昔日已大不相同。透過觀賞這些照片，會勾起滄海桑田之嘆。它們記錄了一個已逝去的年代，從中可以看到時代的轉變和香港發展的足跡。」
頂圖：香港淺水灣。中新社資料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