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文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爭議，終審法院最終駁回律政司上訴，行政長官李家超隨即表示，將盡快就海外律師應否參與國安法案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李家超根據中央政府指令及時提交報告，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充分體現作為香港特區「第一責任人」的擔當，黎智英案的裁決反映法庭未有履行好維護國家安全的重任，影響國安法實施，在這個情況下，特區政府主動履行憲制責任，切實防範危害國家安全風險，絕對有必要，也是維護香港安全穩定的必要之舉。各界都期望人大常委一錘定音，釐清有關爭議，防止反中亂港勢力在法律上鑽空子，全面化解香港的國安風險。

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言人在談及事件時，都表示支持特首李家超提請人大常委釋法，港澳辦發言人直指裁決與《香港國安法》關於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當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規定相悖，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和法理邏輯。中聯辦發言人指判決不僅為外國插手干預開了方便之門，而且有損本地律師職業聲譽和香港法治形象。

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言人談話充分反映中央對於案件的重視，原因既在於案件性質涉及勾結外國勢力重罪，更在於黎智英本人。如果在審訊上出現漏洞，被辯方鑽法律空子讓黎智英脫罪，這樣國安法還有何權威和阻嚇力可言？

終院判決違國安法立法原意

事實上，終院的判決主要是針對司法程序，而不是案件危害國家安全的本質，這是引發社會巨大爭議的主因。終審法院的判詞指出，律政司在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階段，才根本上改變其論點，提出未經闡明及未有證據支持的爭議，並稱之與國家安全有關，而這些爭議之前從未在下級法庭提及或探討，律政司一方未能確立給予上訴許可的恰當基礎。

這說明終院否決律政司的上訴申請，並不在於在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的案件上可否由外籍律師抗辯，終院並沒有處理相關問題，雖然上訴庭認同外籍律師可參與，但終院並沒有給出最後答案。終院只是認為律政司在開始時沒有提出相關涉及國安的理據，之後上訴時再提出「新論點」，違反了司法程序，因而拒絕受理。

對於終院的判決不能說是錯，但在結果上卻顯然違反了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包括防止重要案件洩密的風險，對於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嚴肅正視等，終院都沒有處理，這樣一個在法理上或許沒有問題的判決，結果卻導致了國安法出現了漏洞，讓黎智英一方鑽到了空子，不但影響審訊的公平公正，更令國安法實施出現了風險。

人大釋法修補國安漏洞

特首李家超隨即向中央政府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國安法》第65條釋法，根據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釐清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確實，國安法規定有「指定法官」，卻沒有對律師的國籍及資格提出要求，結果被善於咬文嚼字的大狀找到漏洞，企圖聘用外籍律師出庭，引發了國安風險，反映條文確實存在不清楚的地方，再加上法庭未有全力或是自覺維護好國家安全，在這個情況之下，人大出手是無可避免，也是解決爭議的唯一選擇。

在黎智英案中，中央對特區政府發出了指令，充分說明事件的嚴重性。基本法第43條和第48條（8）款，明確列明行政長官須對中央負責以及「執行中央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從法律上講，「指令權」是單一制國家政治架構中一個常見的法律概念，是指地方政府或下一級行政機構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指令。

中央這次就黎智英案發出指令，說明案件非同一般，既然法庭未能貫徹落實好國安法，中央唯有出手，更重要是釐清條文爭議，為法庭判決提供明確指引，在法律上化解國安風險。但如果這樣仍未能有效落實好國安法，維護好國家安全，屆時恐怕只能將案件移交內地處理，這情況並非外界所願見，但需要出手時，相信中央不會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