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輔仁大學兩岸關係學暨國際關係學教授 潘錫堂

　日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藉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之便，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進行首次的面對面會談，無論對中日關係、台海情勢或習近平的「大國外交」，均深具重要意涵。這場事隔三年的中日領導人峰會，受到國際高度關注。而「習岸會」最引人關注的是，中日重返「擱置爭議、合作優先」的軌道，堪稱體現了中美「習拜會」對區域和平穩定的正面意涵及其外溢效應。

　事實上，二戰後日本外交路線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甚至還進而「超越」以體現「美日同盟」外交路線的一致性。21世紀以來，隨着美國視中國為首要競爭對手，奧巴馬政府後期重返亞太，使得美國朝野的對中戰略也隨之出現轉向，日本從中嗅出重要信號，因而日中關係不僅長期維持「政冷經熱」局面，有時也在釣魚台、台海等議題上爆發尖銳摩擦。

　自首相岸田文雄上台以來，日本外交路線又再度追隨美國，不僅在新疆、人權等議題上完全配合美方抨擊的攻勢，也傾力在台海和平穩定議題上與美國勾連，甚至還在科技產業鏈等領域批評中國。由此可見，岸田政府對中國將更加強硬、「聯美抗中」也將更頻繁，復以自民黨贏得國會選舉，岸田穩住權力根基，使得各界對「美日同盟」抗衡中國的緊張情勢憂心忡忡。

　「習岸會」積極進取

　然而，在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藉由在東南亞舉行的多邊峰會，重啟「大國外交」，除了中美「習拜會」堪稱重中之重外，中日「習岸會」也成為另一亮點，這兩場領導人會談，「台灣問題」都成了焦點。為了避免中、美競爭或中、日爭端激化導致衝突，中國對美、日外交傾力夯實漸趨遭美、日掏空的一中政策。尤其在「習岸會」中，習近平提醒岸田，對「台灣問題」須重信守諾、妥善處之；岸田則強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所做出的承諾並無任何改變，雙方「各自表述」。

　尤有甚者，中日透過「習岸會」仍然難能可貴地就穩定及發展雙邊關係達成五項共識，首要即是「共同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踐行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此為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不容動搖。雙方也同意，因新冠疫情而中斷的外長互訪應恢復，期盼能為未來習近平與岸田互訪創造條件。由此體現出「習岸會」的積極正面意涵有二：一是中日雙方均強調兩國交流的重要性，並在經濟、環保、醫療等領域達成具體合作的方向，至於各自政治原則的堅持與分歧，皆很有默契地「點到為止」；二是「習岸會」達成五項共識，中日在重啟既有經貿人文對話的基礎上，進而提出「開通防務部門海空聯絡機制直通電話」，可見顯然比「習拜會」敲定恢復中美財金、氣候協商機制，更為「積極進取」。

　中日合作潛力極大

　再進一步言，習近平的「大國外交」着眼於打破集團式的「對抗」，因此中美競爭不應該是國際社會「冷戰」的再現，「美日同盟」也並非旨在戰略安全上圍堵中國。換言之，習近平、拜登均不樂見中、美兩強的「激烈競爭」演變為「衝突」，亟須建構中美交往的新框架；而岸田在外交上為日本的利益考量，必須跟上拜登對華外交的步伐，延續「習拜會」的關鍵詞「避免衝突及保持溝通」，用以緩解中、日之間的矛盾，引導兩國關係重返正軌。更何況，中、日雙方經濟相互依存度極高，日本在新冠疫情後的經濟重振亟需中國，而中國經濟的技術創新亦需借鏡日本，無怪乎，岸田坦言，中日合作擁有極大潛力。

　總之，中、日在地緣政治上確實存在結構性的競爭關係，但彼此應該「和而不同」。一向敏銳的日本政府，從近期的中美關係回穩、回暖之中再次嗅到了轉向調整的信號，尤其「習拜會」的外溢效應，正悄悄改變亞太地區的政治氛圍。「習岸會」的順利舉行無疑是一個好兆頭，可視為重啟中、日兩國人民全方位交流交往，並重新建構兩國社會彼此「正面好印象」的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