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正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一項特別議程是聽取關於提請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的議案說明。此前，針對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獲准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為其涉國安案件抗辯一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進行釋法，即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能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環球時報今日(29日)發表題為《黎智英能不能請英國律師，中國法律說了算》社評，表示由於此案是涉及國家安全的特殊案件，香港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普遍期待通過人大釋法息紛止爭，澄清立法原意，堵上國安案件泄密與外部干預的制度漏洞。

　文章指出，本次審理中，黎智英的其中一項罪名是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案件涉及複雜涉外的證據及重大的國安利益。由於該案是首宗國安法案件申請聘用海外大律師來港代表被告抗辯，在香港法律上存在一定模糊之處，以至於出現黎智英及其團夥聘用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外國律師，參與「勾結外國勢力罪」抗辯的這種近乎荒誕的事。在2019年「修例風波」中，黎智英勾結英美等外部勢力扮演了什麼角色，大家都知道。這也是為什麼香港特區社會各界特別是堅定的愛國愛港人士和法律界正義人士對此表示了強烈憤慨和猛烈批評。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對香港國安法行使解釋權，不僅是行使香港國安法賦予行政長官的法律職權，更是積極履行憲制責任之所在，充分體現出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作為香港「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擔當。需要指出的是，這並非是專門為黎智英案所提出的釋法請求，而是如何釐清這一案件當前出現的法律盲區，根據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對此做出清晰化的權威說明。釋法將成為未來處理同類案件的規範依據，避免相關爭議反覆出現。

　文章提到，由於香港國安法是一部新法，其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一些條文理解與細則上的模糊地帶，這很正常。事實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法律不需要與時俱進地發展，在實踐中對法律進行完善和補充是人類法治進程的常態與經驗。然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尚未就此作出決定之時，一些美西方輿論就再次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宣稱釋法將破壞香港自治和司法獨立，影響黎智英案的「公平審訊」。他們就差沒把心裏話直接說出來了：只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曾宣稱「為美國而戰」的黎智英被無罪釋放，香港才是「自治」的，司法才是「獨立」的，審訊才是「公平」的。

　再看看這些「洋大人」們此前是怎麼說的吧。去年香港律政司就黎智英等九人涉及的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原本打算聘用英國大律師大衛·佩里為主控官。這本是一起涉嫌違反公共秩序的控訴，不屬於國安案件，然而一眾英國政客卻為之跳腳，認為佩里「應該為辯方服務，而不是為控方服務」，並指責這一做法「不符合英國規定」。前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對佩里發起了人身攻擊，稱他「非常唯利是圖」，前司法大臣范克林則公然宣稱，「佩里必須退出，其不可能在維持角色的同時又符合英國價值」。一句「符合英國價值」，道出了那些為香港「司法獨立」操碎了心的反華勢力的心聲，那就是香港的司法實踐得符合英國的政治利益。

　從這個角度來看，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及基本法框架下的司法獨立，恰恰要排除外部勢力的干擾，確保中國法律說了算。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過去5次釋法的過程中，一些外部勢力都試圖在香港社會內部製造爭論，抹黑香港法治和「一國兩制」，甚至給香港法治製造潰瘍。然而事實證明，5次釋法都發揮了息紛止爭的作用，及時為香港法治實踐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漏洞打好補丁。釋法所體現的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關係的良性互動，本來就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的應有之義，這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過程。

　文章強調，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實現了由亂到治，正在進入由治及興的全新階段。我們相信，隨着香港國安法的不斷完善，香港社會的良政善治也將不斷鞏固提升。至於黎智英團夥為何非要聘用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英國律師，顯然不是因為香港律師界無人，這是在給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出難題，幻想逃避應有懲治，並藉機製造出一個爭議話題向境外勢力展示自己最後的「價值」。但他的這種圖謀妄想不可能得逞，美西方政客左右不了香港特區內部事務，他們也無權過問香港特區治理過程的任何法治實踐，只有中國法律是最後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