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文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日前表示市民要認清基本法23條的重要性，強調有必要立法，以保障市民安全地行使權利。他並以藥物作比喻，指「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等於藥物，是用來保護我們。當我們有病要食藥來醫治我們的病，但如果自己要身體強壯，一定要國民身份認同，要認識國家，才能增強抵抗能力。如果沒有這些藥，我們有病時會很危險，2019年就很明顯。」

這其實指出了基本法23條立法最鮮明的特點，立法不是為了打擊誰、針對誰、限制誰的自由，而是出於預防國安風險的目的，屬於防禦性質的立法，令反中亂港勢力不敢輕舉妄動，令別有用心者知所進退，從而將香港的國安風險消弭於無形。香港國安法出台後，真正檢控的個案其實極少，被檢控的都是國安大案，都是有確鑿證據，屬於嚴重威脅香港國家安全的罪行，絕大多數市民根本是秋毫無犯，商界更不存在所謂誤入法網的問題。基本法23條立法亦是一樣，立法目的不在於打擊，而在於劃清紅線，令人不敢犯法，為香港營造一個更穩定、更安全、更有利營商的環境，讓香港社會可以在無後顧之憂下謀發展、惠民生，這才是23條立法最重要目的。

立法基於防禦性

23條與國安法一樣，都是為了強健香港體質、預防各種風險的藥，從而讓香港可以增強抵抗能力，消除所有安全隱患，這樣發展才會有更穩健的基礎。23條立法既是香港的憲制責任，出發點更是為了香港以及廣大市民的利益，各界理所當然應全力支持立法。

23條立法的「防禦風險」特點，可以體現在新增的「境外干預罪」上，當中明確禁止任何人以不當手段配合境外勢力，干預國家和特區事務，包括影響中央或特區政策、干預選舉、影響立法會及法院履行職能、損害中央與特區關係。「境外干預罪」隨即引來境外勢力的反對以至攻擊。然而，一些國家包括英美歐盟，對於外國的各種干預都是嚴防死守，絕不容外國勢力介入其內政，亦不斷對有關法例「加辣」。與西方國家相比，香港的「境外干預罪」定義更加精準明確，入罪門檻更高，更加充分保障了外國組織的正常運作，這樣一條平衡國安與自由的法例，竟然被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批評，這不是「雙重標準」又是什麼？

其實，訂立「境外干預罪」充分體現了23條的「防禦性質」，不是要打擊某些勢力，不是針對某些國家，而是出於保障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全的目的，所以立法都是基於防範性、防禦性，目的不在於懲治，而在於紮緊籬笆、鳴槍示警。所以在立法上着重精準、合理，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亦切實保障香港的特殊性。

入罪門檻極高

政府在具體立法建議上，已經明確指出針對的只是「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段」帶來的五種「干預效果」。包括：（i）影響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區行政機關制訂或執行政策或措施，或作出或執行任何其他決定；（ii）干預香港特區的選舉；（iii）影響立法會履行職能；（iv）影響法院履行職能；或（v）損害中央與特區之間，或中國或香港特區與任何外國的關係。

這五種「干預效果」都有十分明確的定義。如果要入罪，既要有犯罪意圖，也要涉及到使用不當手段，以及做成這五種「干預效果」，缺一不可，入罪門檻極高。而且，法例針對的並不是一般外國組織，而是「政治性團體」，入罪既要符合外國「政治性團體」的定義，又要符合違法的干預行為，如果有政治組織的所作所為全部干犯了這些行為，被依法追究又何來冤枉？這其實已經顧及了外資的顧慮，正常在港運作，正常交往合作，根本不會構成犯罪，所謂誤墮法網並不存在。

在國際地緣政治複雜的今日，各國都高度重視和防範外國勢力的介入、干預，在法例上不斷「加辣」，在執法上不斷加大力度是大勢所趨。香港回歸以來政治風波不斷，與外部勢力的干預有直接關係，對於境外干預有切膚之痛，設立「境外干預罪」不單是必須，而且在內容上已經十分克制，着重防禦、示警，平衡國安及自由，如果一些外國組織認為23條立法令他們在香港失去自由，這樣他們在英美歐盟以至新加坡運作，又當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