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楊小芳9歲因觸電失去雙臂，自小面對各式各樣的歧「視」——頑童的側目、面試官的白眼、好心人的凝眸，焦點都落在她袖下的空蕩處。旁人臆想的諸多不能，她都能用腳、用嘴，或自製的工具完成。「殘疾不是無能，只是能力不同。」她說。小芳常以身體作為藝術創作主題和媒介，邀請觀眾由遙望變成觀察，將心比心，邁向共融。（記者：斯如 攝影：崔俊良）
楊小芳取得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文學士（純藝術），近年旨在透過藝術創作，從不同角度觀察、重新認識身體。
畢業於香港藝術學院的楊小芳主修繪畫，涉獵多種藝術媒介，近年常以身體為主題創作。如2021年的行為藝術《I'm Fine》，用半裸的身體不斷摩擦巨型冰磚，恍如要以體溫融化冰塊，觸及藏在冰內的火龍果。旁觀者或會不寒而慄，但小芳卻表示「我沒事」。「人總是害怕未知，抗拒不熟悉的事物，我這些年都圍繞這個概念創作。」這個想法源自2020年、小芳身上發現腫瘤之時。「親朋都着急，叫我快點切掉它，我也心急起來，連忙安排做手術。後來反思，腫瘤與我共存許久，一直沒有影響健康，為何發現它之後會如此排斥？排外是人的本性嗎？」
楊小芳在2021年的行為藝術《I'm Fine》中連續兩小時以身軀摩擦冰塊。 （Gustav Lindgren攝，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自小被排斥
被排斥的感受，小芳並不陌生。「年少時小孩會把我當成標靶，向我擲石頭。」無知可歸咎於小童年幼，讓小芳困惑的是成年人無端的惡意。「有時路人會無故投來粗口，『問候』我家人。」近年，小芳與兩位朋友創辦藝文共住空間c.95d8，由於向政府申請活動資助需要入息證明，作為自由工作者的三人，遂決定面試資歷要求較低的保安員。小芳已考獲保安證書，並符合所有招聘條件，惟面試官看到她即擺手趕她走。「他沒有正面拒絕我，而是和我朋友說：『我們不會請這種人，也不會有公司請她。』最後還一併轟走我健全的朋友。」小芳曾任多年展能藝術家，助政府推廣包容互愛信息，但自己和朋友被歧視，讓她反思，香港在共融的路上到底前進了多少。「政府和我們這些大使一直是靠說話去宣傳，但要真正達到共融，必須靠實踐。」
面試被拒如當頭棒喝
應徵保安一事對小芳猶如當頭棒喝，啟發她與c.95d8的夥伴推行殘疾藝術駐留計劃，喚起大眾對殘疾議題的關注。小芳與友人擔當策展人，邀請4位殘疾與健全藝術家共住、交流，創作一系列以身體與感知為主題的作品，並在香港一酒店舉辦展覽。展品有以大頭針和膠管穿插人體軀幹模型的裝置《神經叛變》，訴說神經系統疾病為藝術家趙惠芝帶來的生理和精神折磨；也有藝術家以共住計劃為題的觀察日誌，記錄自己和他人在那兩個月的飲食習性、說話次數、如廁習慣等，帶觀眾走進不同身體機能人士的生活。
作品《神經叛變》靈感源自藝術家趙惠芝的神經痛楚，沒手沒腳的人體模型被膠管刺穿、拉扯，無處可逃。 （斯如攝）
小芳形容藝術為自己熟悉的語言，可藉以表達觀點，卻不希望限制觀眾對作品的解讀。她的裝置作品《探》在今年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展出，展品主要是一個由紅藍膠管組成的大方盒。「我想呈現人類體內的景象，將人最脆弱的部位反照出來。」她創作時腦海並沒有浮現特定的器官，後來觀眾向她反映，觀展時看到了心臟、血管，甚至子宮。「他們的分享和我的經歷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很有趣。」小芳認為藝術是開放的，觀眾的經歷都不一樣，看法也相異，「當他們能在作品中看到自己，就會產生共鳴。」只要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拉近了，排斥與害怕也會慢慢變成理解和接納。
楊小芳作品《探》結合聲音、影像、裝置藝術及行為藝術，於2024年巴塞爾藝術展「Para Site 藝術空間」展位展出。（Rik Wing Kei Yu攝，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拒絕被標籤
楊小芳是藝術家，也是殘疾人士，但她堅拒「殘疾藝術家」的標籤。「就像女性醫生不會喜歡被稱為『女醫生』。」當小芳的身份是藝術家時，她的創作亦沒有刻意宣傳共融信息，「和其他藝術家一樣，我想用作品分享感受和經驗，讓觀眾自由解讀、想像。」藝術的世界是自由的，小芳可以用身體構建自己所想。但現實是，傷殘人士的生活必然受限於社會的重重枷鎖，小芳必須加倍努力，才能正常過活。「我要將我和健全者的差異減到最低，假裝自己的殘疾不存在。」讀大學時有一門攝影課，要學習在黑房沖印菲林。在昏暗環境下用手捲菲林已經不易，她要用腳操作更是難上加難。「我不想拖慢同學的進度，亦不想讓自己追得太辛苦，因此趁開學前的假期向學校借來沖罐，在家躲在被子下練習捲菲林。」小芳在背後付出了多少時間和心力，沒有人知道，但她總算成功換來和常人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出發的成果。
冀大眾多一點觀察
日常生活小芳要以腳代手，但原來她也有「助手」。只見她用腳靈巧地從包裏取出一個掌心大小的藍色吸盤，放在記者跟前，「這是我的手。」她說。吸盤橫鑲了一根長釘，尖頭磨平，吸在牆上能當鈎子用。「在外去洗手間時，會用它脫褲和提褲。」這個簡單的小裝置由她自製，因市面上的吸盤掛鈎都是用來垂直掛物，不夠突出，鈎不起褲子。小芳表示，外出時不但要帶備「手」，還要考慮背包的種類：「多數無障礙洗手間均沒有掛鈎，因設計者只考慮到輪椅使用者，認為他們可把袋子掛在輪椅上，而一般廁所門後的鈎子又很高，所以我外出時會用斜背包，才能以腳從正面的包裏取出『手』。」即使雙肩包對她的脊椎健康更有益，礙於差別對待的無障礙設施，小芳亦無從選擇。「一百個傷殘人士有一百種如廁方法，要建造一百個不同的廁所是不切實際的。希望城市規劃者不只看到一種人的需要，而是考慮到不同人，如在廁所加一個掛鈎或將鈎放低點，已能幫到更多人。」
小芳的「手」是一個裝有鐵釘的藍色吸盤，助她如廁時脫褲穿褲。 （斯如攝）
觀察不只是指意識到他人的存在，而是要看清別人的需求和能力，有時盲目的善意也會幫倒忙。「以往外出腳上都會掛一個攜帶八達通的袋子，乘車時我自己抬腳付款便可。間中會有人問我是否需要幫忙，我通常不會婉拒對方好意，但他們幫我拍卡後，往往不會物歸原位。有人會把八達通放進我的背包，這還好；有人會將卡放進我褲袋裏，我自己根本拿不到，結果又要找人幫忙取出。」小芳認為大眾若能拋開成見，看清他人的「能」與「不能」，尊重每個人的不同，已是踏進了共融的大門，「其實只要多一點觀察，多一點問候，多一點表達自己，就已經足夠。
夬兒藝術 擁抱多元能力
楊小芳主持的殘疾藝術駐留計劃，其中的展覽名字叫「夬兒」。「夬」讀「怪」音，搭配不同部首可演變出「抉」、「訣」、「玦」等字，象徵着被標籤為殘缺的殘疾人士其實充滿無限可能性。可是，社會喜好劃分界線，總認為「健」比「傷」更有價值、更受重視。「每個人也許都會有殘疾的時候，只是時間遲早問題。」小芳如此看待。
殘疾不能定義個人能力
參展的4位藝術家，有着多於4種的不同身份與背景——她們是聽障人士、SEN兒童導師、沙畫家、聾人的子女、糖尿病患者、素食者……這些身份在她們的作品中重疊、顯現，沒有人只被一種標籤界定。小芳表示，希望觀眾看到殘疾不能定義一個人，更不能概括一群人，看到殘疾人士和健全者一樣，有不同能力、不同需求。「當大眾不是單純聚焦在殘疾或健全之間的差異，已是邁向平等。」
「夬兒」展品、方芷盈的《字字語語》，自創的漢字猶如密語，反映聽障人士每次與人以口語溝通，如同解碼。 （斯如攝）
「夬兒」展覽的每件作品都承載着藝術家的獨特經歷，揭示他們鮮為人知的一面。如趙惠芝的《第一次》，以亂麻般的尿喉編織成錯綜複雜的人形，布板上粗糙的「刺繡」工藝既呼應她初學插尿喉的笨拙過程，又像緊繃的神經線，展現一型糖尿病患者每天所面對的疼痛。另一位參展藝術家方芷盈，參考了甲骨文自創漢字，用似曾相識的「外星文」邀請觀眾解謎，饒有趣味，同時刻劃了聽障人士與健聽者溝通時「雞同鴨講」的經歷。展覽並將「非殘疾」藝術家的作品與「殘疾」藝術家的並置，給予每人平等發言權。
葉珮珮的《說話觀察》，記錄了她和聽障藝術家方芷盈每天的說話內容。 （斯如攝）
記者親身參與工作坊
駐留計劃配有工作坊，記者參加了由楊小芳設計和指導的「身體工作坊」。與她的藝術作品一樣，工作坊沒有特定的寓意，參加者不只能用眼觀察，還能親身體驗，用心領會，再自行解讀。參加者要運用全身不同部位，擺出平時不常做的姿勢，進行各種活動。其中一個任務要將五支竹籤固定於雙掌指頭之間，由於沒有第三隻手輔助，參加者均是撿一支、跌兩支。有參加者靦腆地找人幫忙，也有人抿着嘴不斷嘗試。每個環節之後，小芳都會讓參加者圍圈分享感想。有人表示起初不敢求助，有人認為只要承認自己的不足，求助他人並沒問題。小芳在一旁靜聽，沒有發表意見，「因為，如果沒有人願意聽，也是沒用。我想說的，參加者都替我說了。」記者回想固定竹籤的過程，期間只顧拾起掉下的竹籤，「求助」二字從未掠過腦海，亦未想過幫助他人，如同神話中獨困地獄的薛西弗斯，眼前只看到不斷從山頂滾落的巨石。社會鼓吹獨立自主，求助與軟弱彷彿畫上等號。聽畢楊小芳的分享，記者才明白到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適時向人伸手，並不等於懦弱，而是了解到個人總有力有不逮之時。這一次別人助你渡過難關，下一次你也可以變為助人者。
及後工作坊要求十多位參加者圍成一個大圈，齊心協力撐起彼此指尖間的竹籤。經歷多輪訓練，參加者慢慢摸索出兩旁夥伴的體態與氣息的特性，旁人有困難時慰問，自己遇挫折時求援。小芳認為他們已逐漸掌握了互助的學問，「工作坊不但可評估他人的能力，也可衡量自己的力量，同時看到彼此真正的需求，尊重每個人的不同。」
參加者最後在互相扶助下，用手撐起彼此的竹籤，並圍成一個不整齊但沒有缺口的圓。
小芳表示，藝術空間來年將繼續舉辦殘疾藝術駐留計劃。「共融不是一朝一夕能達到，要讓大眾對殘疾改觀，必要潛移默化。」小芳深知，在本地推動「夬兒藝術」的路不易行，「期望政府能給予我們及其他推動者足夠的支援，讓推廣共融的工作持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