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文

高等法院就恐襲殺警「屠龍小隊」案作出判決，首被告黃振強被判監13年6個月，主腦吳智鴻被判監23年10個月。法官形容殺警計劃周詳，不理他人死活，惡毒之處非筆墨所能形容。「屠龍案」是名副其實的恐怖主義行動，暴徒目的是製造大規模傷亡，其所為不單是反政府，更是反人類反人性，泯滅人性，令人髮指。

恐襲在全世界都屬於極其嚴重的罪行，法庭的判決向社會發出香港將嚴懲任何恐襲罪行、對於恐怖主義「零容忍」的清晰信號。通過此案的審理，香港各界更加看清，黑暴為達到其政治目的，不惜把香港綁上犯罪戰車，不惜犧牲廣大市民性命，不惜毀壞香港繁榮穩定。雖然在警方的有力打擊下「屠龍小隊」圖謀功敗垂成，但事件卻讓市民更加明白，香港如果沒有撥亂反正、由亂到治，繼續任由黑暴、亂港分子肆虐，必將有更多市民受害，香港必將陷入無日無之的混亂之中。

「屠龍案」涉及的罪行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考慮到一些被告轉做控方證人或認罪，刑期有所扣減，但法庭判決已經清楚反映了案件的嚴重性，更加警示各界，對於恐怖主義必須除惡務盡，香港法庭對於相關罪行必定以重量刑，不管行動最終有否成事，不管他們有什麼理由，犯人都必將面對沉重的刑罰。

事實上，「屠龍案」不但是一起針對警員的有組織施襲，更是一場針對大批無辜平民的恐襲，涉案的暴徒完全知道行動目的，完全認同及配合，最終行動失敗不是因為暴徒的良心發現，而是天網恢恢，案件是毫無疑問的恐襲，法庭參考國際社會的恐襲判決，以重量刑是理所當然。

恐怖襲擊反人類反人性

為什麼說「屠龍案」反人類反人性？原因是其不只「屠龍」，更志在「屠民」。回到案情，「屠龍小隊」的前身是通訊軟件Telegram中部分示威者建立的「荃灣示威群組」，此後經過人員挑選成立「屠龍小隊」。「屠龍小隊」領導者黃振強曾供稱，「屠龍小隊」意為「連警方速龍小隊都可以屠」，小隊中有多人曾赴台灣接受退伍軍人的軍事訓練，還曾前往西貢測試手槍及長槍，組裝土製炸彈，早已備有真槍實彈。其計劃在2019年12月8日「民陣」發起遊行期間，在灣仔布下兩個炸彈陷阱，小炸彈首先在英皇中心外引爆，迫使警員沿軒尼斯道退後至大炸彈的位置，再由案中被告蘇緯軒負責在高處用AR15以長槍射擊警員，繼而引爆大炸彈，造成現場警員以及大批民眾的傷亡。

這個計劃被告已承認是真有其事，其計劃不只是針對警員襲擊、搶槍，更是要在「民陣」遊行期間在灣仔鬧市引爆炸彈，涉案炸彈威力達到半徑400米，當時周遭市民成千上萬，兩個炸彈加上高處的射擊會造成多大的傷亡可想而知，從案情而論毫無疑問這是一起恐怖襲擊，目的是製造大規模的傷亡，參與者都是恐怖分子，這就是「屠龍案」的本質。了解到這個性質，就明白為何律政司要首次引用《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進行檢控，就是因為案件是名副其實的恐怖襲擊，不以重罪重罰不足以顯示其嚴重性。

對於恐怖襲擊罪，全世界判刑原則都是一致：從嚴不貸，以儆效尤，例如2013年4月15日釀成3人死亡的波士頓馬拉松炸彈襲擊案，兇徒是兩兄弟，哥哥在逃避警方追捕時被擊斃，弟弟被捕後控以使用大殺傷力武器等罪，被法庭判處死刑，犯人及後上訴，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審理死刑上訴時說，被告犯下十分惡劣的罪行，所以恢復其死刑判決。西方國家處理恐襲都不會講什麼人權，基本都是以最重判罰，原因是以恐襲的嚴重性，什麼人權自由都不是為暴徒開脫的理由。

「屠龍案」對香港的最大警示，是港人過去以為恐襲離自己很遠，但其實危機卻是近在咫尺，極端政治思想隨時演變成極端行動以至恐怖主義，就如2019年的「黑暴」，要對恐襲防微杜漸，既需要警隊的「守城」，更重要法律的阻嚇，全民的戒備。香港已建立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及機制，社會各界更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安定和法治環境，自覺地維護法治、保障國家安全，全力投入拼經濟、惠民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