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安生

　2024年前三季度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約為21562億元人民幣，同比實質上升2.6%。這樣的增長資料可謂不愠不火，毫無亮點可言。較之同期深圳26000億的GDP規模以及5.4%的實質經濟增長，可謂相形見絀，差距正被越拉越大。有分析指出，在不久的將來，香港經濟將難望深圳項背，其規模有可能滑落至深圳一個區的水平。雖然這樣的預測有點危言聳聽，但香港經濟所存在的問題卻是很明顯的，如果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並切實加以改變，那麼，香港的發展前景將難以令人樂觀。目前，困擾香港經濟的三大突出問題主要是：

　（一）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

　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以來，香港經濟似乎掉入了一個深淵難以自拔，在過去的26年時間裏，香港經濟的元氣似乎一直沒有恢復過來，雖然香港特區政府不遺餘力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升級，但收效甚微，結果差強人意，時至今日，香港的經濟結構和26年前相比幾乎沒有變化，香港經濟發展和產業布局仍然在傳統的金融、地產、零售等範疇打轉轉，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突破。當香港的鄰居深圳已經打造成為世界科技創新之城的時候，香港卻連一個核心優勢產業也拿不出來；相反，由於香港社會自身的原因，惡待甚至抗拒內地遊客，把原本十分依賴內地遊客的香港零售等服務業自斷財路，不斷走向蕭條。與此同時，香港這個高度開放的以股票和銀行為主的傳統國際金融中心，由於很容易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衝擊，因而表現陰晴不定，時好時壞，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地位不斷下降，甚至一度被新加坡所超越。加之內地的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國際性或地區性金融中心的快速崛起，香港傳統的金融優勢日漸削弱。總之，近26年來，一方面香港傳統的金融、商業、地產、航運、會展等優勢日漸式微甚至衰落凋零，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幾乎空白一片，從而令香港經濟發展的步伐變得日益沉重。

　（二）缺乏經濟自主調控能力

　上個世紀中國改革開放前後香港所表現出來的繁榮，實際上主要得益於中國內地的不開放，那時，香港幾乎成了中國內地對外交流唯一的視窗，中國內地龐大的市場需求給香港提供了天上掉餡餅的發財機會，香港的企業和商人根本不用大費周章只需等客上門便能財源滾滾。但是，對於內地送上門來的這種難得的財運大暴發，香港社會普遍認識不清醒，港英政府以為，香港的滾滾財運主要歸功於其積極的不干預市場政策，是香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結果。而香港商界和社會精英則誤以為，他們擁有中國內地企業和人士不具備的特殊才幹與能力，內地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與西方世界打交道。更多的香港普通老百姓則認為，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完全接軌，屬於同一個經濟陣營，內地根本無法超越等等。由於存在以上種種認識誤區，所以香港社會一直認為，香港人不需要搞什麼創新變革就能夠坐享其成，永遠發達下去。所以，即便是回歸之後香港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即便是進入新世紀全球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香港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積極不干預理念卻一直沒有變，也不知道怎麼變。面對全球風起雲湧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以及中國經濟的全面崛起，香港沒有能夠主動抓住機遇主動參與其中分享成果，並創造出自己的角色。在經濟管理方面，港府一直沿用港英政府的套路，時至今日，仍然堅守30年前的聯繫匯率制度，將香港的貨幣政策決策權拱手交給美聯儲，使香港的利率槓桿與香港的經濟周期嚴重脫節，甚至背道而馳。可以說，面對全球經濟大變革、大遷徙、新浪潮，香港已經失去了永立潮頭的能力而只能被動隨波逐流。

　（三）缺乏足夠發展空間

　一直以來，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於開發的面積不到30%，也就是大約300多平方公里，而近700萬港人的居住場所所佔面積也大約只佔香港總面積的7%，大約70平方公里。如此狹小的空間容納了全部的香港產業和如此龐大的人口，可以想像，香港會有多擁擠。事實上，由於地理空間的局限特別是香港的居住用地供應有限，因此，香港一直是全球居住成本最高的城市，冠絕全球的租金水平成為了香港營商環境的致命傷。正是看到了香港經濟發展的這一巨大限制，前任特首林鄭月娥提出了香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設想，現任特首李家超將北部都會區發展由設想變為了規劃並正在啟動落實工作。但是，必須看到，北部都會區內部土地產權複雜，居民分散在世界各地，前期的土地整備工作將極其複雜且艱難，必將給特區政府帶來巨大考驗。更應該看到的是，即便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順利實施，那麼，香港所能提供的新增發展土地也只有300平方公里，表面看起來可以令香港經濟發展空間在現有基礎上擴展一倍，但實際上真正能夠用於經濟和產業布局的空間仍然十分有限，香港不像深圳那樣可以將發展空間延伸到毗鄰的東莞、惠州甚至汕頭，香港的發展只能困守在1100平方公里之內的這個小範圍，發展空間有限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個硬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