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安生

    歐洲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系統性危機，多重歷史遺留問題與地緣政治衝擊交織，疊加外部戰略擠壓與內部協調失靈，導致其增長動力疲軟、貨幣貶值壓力加劇、能源危機深化、通脹高企、製造業競爭力下滑，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持續回落。

    一、歐債危機令歐洲經濟基礎遭受結構性破壞。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蔓延至南歐多國，不僅造成短期經濟重創，更對歐洲經濟基礎形成長期結構性破壞。核心矛盾在於歐元區「統一貨幣、分散財政」的制度缺陷，南歐國家無法通過貨幣貶值應對危機，被迫緊縮財政，導致經濟長期低迷——2010至2012年希臘GDP累計下滑25%，青年失業率飆升至55.6%。

    危機後長期緊縮政策抑制公共投資，2016年歐盟公共投資佔GDP比重僅2.7%，較2008年下降0.7個百分點，南歐多國更是低於2%，基礎設施與技術創新能力持續弱化。同時，南北經濟分化進一步固化，德國等北方國家保持競爭力，南歐因高福利、依賴房地產等結構性缺陷陷入高逆差，2025年歐盟整體債務/GDP達85%，遠超2007年的67%，陷入「緊縮—衰退—赤字惡化」的惡性循環。

    二、地緣政治事件連鎖衝擊讓歐洲經濟遭遇長期創傷。多起地緣政治事件對歐洲經濟造成持續創傷。1999年科索沃戰爭導致南聯盟直接經濟損失2000億美元，基礎設施損毀嚴重，100萬難民湧入拖累南歐財政，阻礙巴爾干地區融入歐盟，加劇經濟碎片化。2020年英國脫歐重構歐洲經濟格局，截至今年英歐貿易額下降30%，歐盟失去「自由貿易派」制衡，政策轉向保護主義，倫敦金融城業務大量流失。2022年俄烏衝突引發的能源危機成為經濟困局直接動因，半年內歐洲天然氣、電力價格暴漲3.5倍，2022年第三季度歐盟企業破產率達26.2%。即使今年能源價格回落，高成本仍抑制德國重工業、法國建築業投資，家庭消費與融資需求持續低迷。

    三、美國牽制政策使歐洲貿易與戰略面臨雙重擠壓。美國政策對歐洲經濟形成雙重擠壓。《通脹削減法案》對電動車提供7500美元補貼，歐盟未跟進同等政策，導致特斯拉、大眾等車企將產能轉移至北美，今年歐盟對美汽車出口減少20萬輛，衝擊德國等出口大國經濟。能源成本差距進一步削弱歐洲競爭力，歐洲LNG價格是美國的2.5倍，而俄羅斯僅為美國的0.47倍，疊加美國高價能源供應，今年歐盟能源進口成本按年暴漲151.8%，推高通脹與企業原料成本。同時，美國對歐加徵鋼鋁、汽車關稅，今年歐洲FDI跌至九年新低，美對歐投資減少24%，傳統外資高地項目數量兩位數下滑。

    四、歐盟內部分歧導致政策協調與執行的嚴重障礙。歐盟成員國間的分歧成為經濟復蘇核心障礙。今年匈牙利否決「重新武裝歐洲」預算案，暴露對俄立場分裂，歐爾班警示歐盟或面臨解體風險。財政政策上，德國等北方國家堅持緊縮，意大利（債務/GDP達150%）、希臘等南方國家訴求更多財政支持，今年預算談判因荷蘭、奧地利反對陷入僵局，償貸成本翻倍。產業政策層面，德國今年取消插混補貼，法國卻持續發放，內部補貼標準混亂，車企被迫差異化布局，削弱單一市場競爭力。成員國對主權讓渡的牴觸，導致債務共擔、有效多數表決制等改革受阻，歐盟難以形成統一經濟復蘇政策。

    五、多重壓力疊加桎梏了歐洲經濟復蘇並形成全局性阻力。前述四大因素相互交織、層層傳導，形成多重壓力疊加的困局，導致歐洲經濟復蘇全面受阻。短期來看，高債務（85%債務/GDP）疊加能源進口成本暴漲，通脹難以回落，緊縮政策抑制消費投資，今年歐盟1.4%的GDP增長預期缺乏支撐；製造業因美國法案與內部補貼混亂加速外遷，出口下滑加劇就業與增長動能流失。長期來看，「貨幣統一、財政分散」的核心矛盾未解決，南北經濟分化與公共投資不足制約增長潛力；內部分歧常態化導致能源、產業等政策協同失靈，面對外部衝擊抗風險能力薄弱。更嚴峻的是，內部協調失靈降低外部衝擊應對效率，外部壓力又加劇成員國利益分歧，形成「負反饋循環」。儘管歐盟試圖推動改革，但主權讓渡牴觸、利益失衡及外部牽制等因素，使改革短期難以見效，歐洲經濟將持續陷入增長停滯、通脹高企、競爭力下滑的困境，全球地位進一步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