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四月一日正式提高了消费税率，当天似乎没有出现大的混乱，日本民众又一次展示出特有的大局观和公共意识，情绪抵触仍然接受了对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的政策“改恶”，因为安倍政权正在积极地寻求企业法人税率的下调。当然反对人士拿出了统计数据来控诉万恶的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消费税率上调加重了生活负担。

　　的确，从宏观上看，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早就从经济起飞时期的资金不足主体转化为资金剩余主体，这个趋势在21世纪后常态化，居民收入却在不断恶化（因此很多包括大型对冲基金在内的海外投资者从不相信安倍经济学，认为日本的通缩实质是Wage Deflation，努力增加货币量仅是资产效果的一个变数）。

　　在19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不断消化三个过剩（债务，雇佣，设备），按照日本财务省的统计直到80年代后期资金通过各种融资手段流入企业部门，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资金流出，其后除了2012财年，日本企业整体上都在减少外部资金。到了2013年3月末时企业部门的利益剩余金额高达304万亿日元，内部留存的余额也是逐年增加。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的内部留存仅在2012财年就增长5万亿日元。

　　除去金融，电力和创业板之外的约1700家上市企业的手头现金在2013年3月末时点更是高达70万亿日元。但是民营企业员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逐年下降，从劳动人口开始减少的1998年开始看的话， 到2013年已经下降了60万日元（2007和2010年有轻微上浮）。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成是过去的15年里家庭部门和大企业之间的利益转移。

　　安倍经济学和日本央行的QQE一年多来，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已经显示这个趋势更加严重了。日本央行在2014年初发表的数据显示，货币供应量M3的增幅达到了2.9%，是2003年以来的高值。而银行信贷增速基本靠房贷的情况下，这个数值的增加基本是依靠企业存款增加来带动，因为日元贬值为一些企业带来了额外的利润。但人们没有看到设备投资有任何积极的迹象，日本企业的手头现金和存款余额在2013年9月就达到了224万亿日元，名副其实地成为“史上最高”。

　　与此同时，本质上是强制储蓄的房贷增加意味着家庭部门资本蓄积的流出，日本央行又要死要活的刺激通胀上行，今后实际工资涨幅无法覆盖的话，这个趋势必然加速。另一方面，大幅度的日元贬值并没有带来贸易顺差的大幅增加（2013年是赤字），加上不少学者与观察人士已经预计日本将迎来经常赤字的常态化，这意味着一旦日本家庭部门的储蓄被消耗到无法支撑金融机构去消化日本国债的发行时，利率如何能控制在目前的这个超低水平？因此这种构造的实质是：无论是日本央行的通胀目标还是消费税率提升的背后，都反映了日本最大的资金不足部门——日本政府的现实问题：日本最大的负债者。

　　那为什么日本不向手握巨额现金和内部留存的大企业征税呢？常年的经济刺激导致实际税负远低于名义税率。这点我们将在后面具体谈到，仅从结论而言，日本企业看似光鲜的内部留存，在现实里还需要为以前过度的资本蓄积买单。在没有强大的内需恢复来支撑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很难大规模地投资，毕竟松下那样主动转为负债经营的企业不仅需要经营者的魄力和手腕，还有经济环境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