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昨天多位中央官員在上海與本港立法會議員座談，本報特刊王光亞、李飛、張曉明三位發言全文，標題為編者加。）

　　很高興借這次機會與大家見面。特區政府開始籌備這場活動的時候，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和曾鈺成主席就向我反映，大家希望與我和李飛主任見上一面，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我和李飛主任、張曉明主任商量后，都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我們就如約而來了。我對香港和上海都有特殊的感情，香港是我工作服務的對象，上海是我的家鄉。滬港兩地制度不同，發展道路也不一樣，但都在國家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滬港雙城既各展所長，又你追我趕，在區域合作中發揮着龍頭作用。我相信，滬港作為兄弟城市，一定能夠攜手并進、相得益彰，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前途與祖國緊密相連

　　一、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謀劃香港發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經濟總量已經躍升到世界第二位，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顯著提升。我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這是十分了不起的。

　　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面對國內外環境發生的極為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為了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中央決定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并為此作出全面部署，各方面的改革舉措正在陸續出台，全面深化改革必將帶來新的重大突破，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提升，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作為祖國大家庭的一分子，香港的前途命運始終與祖國緊密聯繫在一起，國家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必將對香港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提供更大的發展機遇。中央一直高度重視并注重發揮香港的優勢和作用，在統籌內地改革發展的時候都會考慮香港發展的需要，香港一定會分享到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帶來的政策紅利。剛剛宣布的「滬港通」就是一個直接的例證。當然，要把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帶來的機遇轉化為香港自身的競爭力，還需要香港自身作出積極配合。這其中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少一點爭執內耗，多一些同心協力，把關注點放在加緊謀劃香港長遠發展上，真抓實干，迎頭趕上。立法會作為特區政權機關的重要組成部分，負有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責任和義務，希望各位議員以香港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依歸，與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密切合作，發揮更具建設性的積極作用，共同促進香港繁榮穩定。

　　二、進一步推進兩地交流合作

　　香港回歸以來，與內地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推動了兩地共同發展，兩地交流合作已經是大勢所趨。當然，隨着兩地合作的深化和人員往來的頻密，也出現了一些需要協調和解決的問題，這是正常的。只要全面理性地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比如「個人游」，這是中央政府根據特區政府請求，在2003年下半年香港經濟非常困難的時候推出的，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事實證明，「個人游」對提振市場信心、恢復經濟活力，發揮了立竿見影的作用。只是近年來內地赴港人數不斷增多，衍生出一些問題，引起香港一些市民的議論。對此，港澳辦和中央有關部門都很重視，我們將共同研究對「個人游」的相關政策措施進一步作出完善。積極支持內地與香港在互利共贏的原則上加強交流合作，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中央一以貫之的立場。

　　妥善處理普選問題

　　三、妥善處理行政長官普選問題

　　我知道，借這次交流的機會，大家也想和我們當面談談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也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取態。中央的立場是很清楚的，張德江委員長在「兩會」期間的重要講話對此作了集中闡述。在這里，我也談談個人的一些想法，概括起來就是「四個一」。

　　首先，是「一個目標」，即如期實現全體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的目標。根據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結合香港的實際情况，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作出決定，規定2017年香港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行政長官從由選舉委員會間接選舉產生，到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后由香港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是香港選舉制度上一次質的變化。在我的職業生涯中走過許多國家，大多數是西方發達國家，他們的選舉制度各不相同，但就普選而言，最大的共同點是一人一票。如果說有國際標準，一人一票可以說是個國際標準。如果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這個目標實現了，無論男女老少、貧賤富貴，是香港首富還是街頭阿伯，手中都握有神聖的一票，在平等、直接、公開的選舉中選擇自己「中意」的行政長官。這是香港民主發展前所未有的巨大飛躍，也是廣大香港市民最迫切最直接的訴求和願望。不論對普選辦法持什麼觀點，努力使普選如期實現，應該成為大家共同的目標。還應看到，根據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所確定的普選時間表，只有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后，香港特區立法會的選舉才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也就是說，行政長官普選是立法會普選的先決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2017年行政長官實現一人一票普選，也為實現全體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開了一扇門，是香港全面實現「雙普選」的決定性一步。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我們應十分珍惜，牢牢抓住。

　　其次，是「一個基礎」，也就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以基本法為基礎。基本法起草歷時5年，凝結着包括廣大香港同胞在內的各方面的智慧，具有廣泛而深厚的民意基礎。離開基本法講普選問題，就失去了討論的基礎。根據基本法，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特點就是行政長官候選人要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根據民主程序提名產生。從政治學的基本原理來講，就是政治制度要與社會結構相適應。香港社會是一個高度市場化、國際化的商業大都市，有其特殊的社會結構。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要能兼願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和訴求，做到均衡參與，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况，有利於在「一國兩制」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有利於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政府的良好關系，有利於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任何繞過提名委員會，虛化或者削弱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的建議，都不符合基本法。

　　第三，是「一個共識」，就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有利於選舉產生一位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在現代社會，不管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其地方政權的領導人要愛自己的國家是一個從政者最基本的政治倫理。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他不但要對香港特區負責，還要代表香港特區對中央負責，他是連接中央和香港的政治橋梁。這就要求行政長官必須擁護「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既要效忠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更要效忠實行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雙負責」、「雙效忠」的政治要求決定了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者擔任。我們也不可想像一個不愛自己的國家、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能夠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把香港管治好，保持香港長期的穩定繁榮。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在這個問題上，香港社會正在形成共識。作為立法會議員，更要進一步推動形成這種共識，有了這一共識，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才能水到渠成。

　　最后，是「一份責任」，就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推動這次政改順利走完「五部曲」，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全體立法會議員和廣大香港市民共同的責任。我注意到，目前香港社會對於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有很多不同意見，有些問題上的分歧還比較大。在香港這樣一個文化多元、利益多元的社會中，存在不同意見是十分正常的。關鍵是如何盡快縮窄分歧，順利走完「五部曲」。在這個過程中，立法會議員肩負着非常重大的政治和歷史責任。國家以基本法的形式設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設立了立法會議員的職位，賦予立法會立法權；香港市民用選票把有志於服務香港的人士選進立法會，使立法會能夠運作起來。政改法案必須經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普選才有可能實現。我真誠希望所有立法會議員能夠在政改問題上看得更遠一些，從維護香港整體利益和促進香港民主發展的大局出發，放下一己之見，求大同，存大异，為香港的民主發展，為香港市民的福祉作出應有的承擔。

　　普選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剛才有些議員對普選問題提出了一些意見。有的議員說香港沒有普選，所以管治上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我認為，這麼說是不公平的。香港回歸17年來取得了很大成績。「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得到貫徹落實，特區政府有效施政，經濟社會得到良好發展。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從1997年的1.37萬億港元增長到2013年的2.12萬億港元，年均增長3.6%，超過了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從1997年的2.7萬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3.8萬美元，增長40%；從2000年到2013年，香港擁有專上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例從23.7%提高到35.1%；擁有大學學位的就業人口從14.5%提高到26%；香港是世界上同類城市犯罪率最低、最安全的城市。這些數字背后，反映的是香港回歸以來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其中包含着香港市民的辛勤勞動和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當然，香港還有不少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問題、社會流動問題、住房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是當今社會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也是需要在發展過程中逐步改善和解決的問題。不少西方國家實行普選制度多年，這類問題同樣存在，有的比香港更為嚴重。由此可見，不能將社會經濟問題簡單地歸咎於政治體制，歸咎於選舉制度。客觀地看，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政治體制符合香港的實際情况，是行之有效的。如果2017年實現普選，更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里程碑。但是，普選也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管治問題。

　　剛才還有議員提到梁國雄議員被海關查處違禁物品以及「六四」政治風波的問題。我想說，首先我們歡迎更多立法會議員能夠參加這次到上海的參觀考察交流活動，也歡迎梁國雄議員來上海看一看。但有一點是要堅持的，既然到內地來，就要遵守內地的法律法規。梁國雄議員高調向內地的法律制度叫板，這是不合適的。內地海關的執法行為也是於法有據的。至於「六四」政治風波，香港有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但因此對內地政治制度采取攻擊和對抗的做法則是不合適的。中央政府包括13億中國人民對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早有結論。

　　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告訴我們，維護大局穩定，促進社會和諧，保障安居樂業，是發展進步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廣大人民的普遍願望和福祉所在。

　　至於其他議員提到的一些涉及兩地交流合作中的一些問題，我們都在研究考慮中。港澳辦會努力為香港、澳門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政策空間。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