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媒体有关官员自杀的报道，日渐增多。他们为何会自杀?“抑郁”、“心理压力较大”等因素常见诸媒体。但香港《南华早报》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官员自杀新闻引关注

　　近期，官员自杀的消息在中国被频频曝出。

　　最近的一起发生在4月9日：浙江奉化倒塌楼所属的街道干部何高波，被发现自缢身亡。而此前一天，国家信访局副局长、59岁的徐业安，在办公室内自杀离世。今年4月的另一起官员自杀事件是重庆的“打黑英雄”周渝，他在一家宾馆内死亡，后被警方认定为自杀。

　　此外，去年年底，江苏南通房管局原局长陈西在家中自杀身亡，陕西省汉中市卫生局干部张琪也在家中自杀身亡。据《法制晚报》报道，陈西生前曾因严重违纪被当地政府通报，干部张琪则被指曾挪用红十字会千万公款。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成了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有中国媒体第一时间统计了相关数据。数据显示，从去年1月1日至今年4月10日，共有54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23人是自杀，占总人数的42.6%。自杀的主要方式是坠楼，其中有8人为跳楼自杀，其他的方式有自缢、烧炭、喝农药等。

　　自杀多因“抑郁症”?

　　关于官员为何会频频自杀，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大多数官员长期心理压力较大、存在抑郁等倾向，此外，一些人因疾病困扰而选择轻生。

　　中国媒体发现，在去年年初到今年4月自杀的23名官员中，至少8名官员事后被警方认定患有抑郁症或存在抑郁倾向。

　　此外，在一些分析中，工作压力过大、仕途不顺、情绪问题，也是导致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例如“打黑英雄”周渝，警方认为：其患糖尿病多年，长期注射胰岛素并引发心脏病等多种并发症，近期又查出患有重度肝硬化，因而情绪低落，曾向同事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

　　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对官员自杀事件，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将其与腐败、失职等因素联系起来，甚至觉得‘官员一死了事，遮掩了太多内幕’”。

　　《华盛顿邮报》在一篇分析中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该报4月10日的报道说：“是不是中国政府近期的反腐运动给干部施加了太大压力，以至于让一些官员在压力面前，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是这一切只是巧合?或是部分官员欺骗和虚伪的生活最终受到了惩罚?”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则将原因直指近期的“反腐行动”。该杂志一篇题为《政府打击腐败力度加强，官员自杀现象增多》的文章写道，抑郁症不太可能是导致近期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这与中国领导人号召的反腐有关系。文中提到，“去年，中国有18.2万名官员因腐败受到惩处，毫无疑问，反腐行动已给太多中国官员带来了巨大压力”。

　　美国《石板》杂志的评论口吻则显得“很稀松平常”：“反腐行动规模甚大，一些官员不堪巨大压力而‘畏罪自杀’，这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

　　台湾“中央社”则对官员因腐败而“畏罪自杀”一说，有自己的解释。其文章认为，根据大陆法律，当事人一旦死亡，其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即终止。对一些涉嫌腐败的官员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制度机会”，不仅可以避免被调查，还可保住贪污受贿所得;另一种情况则是“牺牲小我”，以避免全军覆灭，而利益链条上的其他成员通常会照顾“牺牲者的妻小”。

　　官员自杀和腐败有无关系

　　此外，《华盛顿邮报》注意到，在腐败疑云中“畏罪自杀”，还较能让人理解;可近日不少自杀的官员，却是执行“反腐运动”的官员。

　　法新社披露了国家信访局前副局长、59岁的徐业安的具体情况，并援引一位消息人士话说，徐业安最近身体状况不佳，过去几个月来一直遭受耳鸣症的折磨，此人还透露，徐业安的情绪一向不好。

　　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邮报》提到，在徐业安自杀前，国家信访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末尾，还引述了一位网友的话：“或许是徐知道的太多了。而且，他看到了太多的黑暗面。”

　　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官方最后认定，徐业安的死亡细节目前仍不清楚，“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有关他死亡原因的内容”。

　　中评社、《南华早报》等港媒还关注到：同样是官员自杀，内地和香港的民众关注点却不一样。内地民众面对官员自杀，多半是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其自杀是因为贪污腐败或是“败露了、露出了马脚”;但在香港，因为官员的腐败机会很少，腐败的欲望也相对较小，而制度约束相当严密，在此背景下，官员自杀的原因多为个人问题。

　　有人认为，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必须经过警方侦查之后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若其出于个人原因而亡，人们也当尊重逝者，为逝者讳。但现实是，当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和官员扯上关系时，普通老百姓就往往会联想到“腐败”、“权力滥用”等词汇。

　　网友“杨戈0823”在新浪微博中说，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官员也是人，自杀前的最后感受，多是对生活的绝望。即使有人犯了党纪国法，社会也应鼓励他们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张宝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