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浩宇

　　之前有人批評一些自稱理中客的媒體，說他們沒有立場，毫無原則。然而比這些理中客媒體更讓人感到痛恨的是，還有一些選擇性報道的媒體，喜鵲天天叫，烏鴉從沒見，在自說自話來自我表揚之中，割裂或是有意淡化完整的事實，同時也轉移了輿論的關注焦點，讓大家在視角的偏移和觀感的轉移中，不知不覺忘卻了那些需要重點關注的事情。

　　浙江張氏叔姪冤案，使得這叔姪兩人坐了10多年冤獄，他倆去年剛獲釋并得到國家賠償200多萬人民幣，有媒體跟踪報道了他們出獄后的生活，筆墨突出強調叔姪出獄一年多各買一輛寶馬車。還有另外一家媒體是這麼跟踪冤案受害者獲釋后的生活的，「川版趙作海」王本餘18年冤獄獲賠150萬人民幣，8個女人上門相親，王本餘在得知獲釋之后，還不忘感謝政府、感謝有關領導。

　　作為媒體關注冤案受害人獲釋的生活，這種人文關懷式的報道是值得贊揚的，但是上述兩家媒體報道的視角所傳遞的價值觀是不正常的，好像制造冤案后只要賠錢就行，有錢之后以前解決不了的事情都不是問題。至於那些冤案的制造者是否需要追責，國家賠償款是由誰來出，以后如何防範冤案的發生，這原本該是媒體關注的焦點，卻被選擇性地忽略了。

　　時間就是金錢，但是金錢不等同於時間。那些蒙冤受害的日子，從情感上來說，是用多少金錢都買不回來的。至於那些國家賠償金，冤案受害者完全有個人處置的自由，媒體不應過分渲染受害人買豪車，有錢之后有大量追求者，如果把重點放在這方面，占據道義高點，譴責這些受害者奢侈消費，作風有問題，那就是舍本求末了。其實，對那些過得很差的和難以融入社會的則需要用心關切，比如趙作海，獲釋四年后，目前當環衛工，月薪1000多元。

　　在冤案中，大家最想看到的是作惡者的下場是什麼，如果作惡者在造就冤案之后，媒體只是報道，作惡者已經表示歉意，在責任上面說道，集體決策做出的決定集體擔當，這樣報道是可怕的，因為集體是一個抽象名詞，沒有任何一個個人能稱自己就是集體，這也很容易成為作惡者逃避責任的慣常藉口。

　　古訓有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這些作惡者如果不為他們的行為付出代價，媒體如果不去窮追深究這些作惡者，拿著寬容當放縱，違法作惡代價低，那麼冤假錯案還會不斷發生。媒體的選擇性失明，后果就是輿論監督缺位，導致大家都不去深思冤案是如何產生的，不知道冤案和刑訊逼供、司法獨立、司法公開有何關系，於是在冤假錯案這塊石頭上，一次次不斷被絆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