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上市公司裕元集團在東莞的鞋廠近日爆發罷工潮。是次罷工延宕數日，更在17日進入高潮，報道稱，參與罷工者多達6萬之眾。但這只是近年來內地罷工「冰山」中的一角，廣東官方此前有數據指，該省2010年粵發生工人群體性停工或上訪事件97起。亦有香港的勞工組織統計，中國上個月發生了119起這樣的事件。對於不能停滯的中國經濟而言，罷工潮的出現，是頗為讓人擔心的事。既要招商引資拉動經濟增長，又要滿足工人的福利要求，中國的地方政府面對兩難。憂心顧此失彼之際，本應平衡勞資利益的工會組織，卻令人費解的不知去哪兒了?

　　形勢迫人

　　在單一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內地尚有「撫慰」、「調和」功能的工會組織，以潤滑「人民內部矛盾」。但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市場經濟背景下，工會組織反倒且行且隱匿。

　　尽管最高權力機關對出台50多年的《工會法》一修再修，各級工會領袖亦享受令人豔羨的政治待遇，但在目前頻發的「复雜多變」的勞資糾紛中卻鮮有作為。何故?工會組織的自我迷失與思想僵化或是癥結所在。自1949年以來，工會組織一直存在於中國。早在1950年，中國就頒布實施了《工會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頌布實施的三部法律之一，可見對於工會組織的重視。但與領導人意願相悖的是，隨著時光的流轉，本該為普通勞動民眾代言的工會組織，離百姓卻慚行慚遠。對於多數九零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工會或許已經是個既陌生又模糊的概念。

　　相較於他們的上一輩，這些涌入城市的新生代產業工人更有追求平等的願望，加之生活成本的不斷提升，他們對於薪資的要求與尋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主之間，形成天然的矛盾。該是平衡和調整勞資雙方利益的工會登場的時候了，令人遺憾，內地的工會組織似乎并沒有準備好。

　　無為難治

　　在機關事業單位，或是國有企業里，工會組織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他們的功能更多的體現在組織職工旅游觀光、操辦文體活動，抑或是在職工生老病死時送去「溫暖」。即使是在一些產權結構發生根本變化的國有股份公司里，工會干部們仍然置身於尖銳的矛盾之外。與之匹配的各級地方工會，官式的「民主推薦」流程，工會干部無异於領導任命，工會領導與勞工威望無關，與組織才能無關，徒剩一頂烏紗和官階背后的豐沃待遇。

　　離勞工們太過遙遠，幾乎每座城市的所有工人都難以回答出他們城市的工會領袖是誰。或許，對於這些工會大佬來說，他們也是一肚子苦水：他們的組織雖然具有社會團體的法人資格，但《工會法》讓他們必須被領導、受制約，而他們卻沒有法律武器制約那些不設基層工會的違法企業。

　　顯然，他們在難以自拔的困擾中選擇了遁形。但「無為」并不能掩蓋和消滅勞資利益之間愈來愈難以調和的矛盾。於是工潮洶涌，於是投資驟減，於是政府不得不出面背書，卻又兩面受氣。

　　不得不說，作為緩冲墊和引導闊，內地的工會工作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間。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北京方面已多次釋出執政黨親民的群眾路線，內地的工會組織還在等待什麼?只要心懷勞工疾苦，只要堅守憲法賦予的權力，從中國宏觀經濟的大處著眼，秉持非官為民的立場敏行敢言，相信能得到官民及企業主的歡迎。因為中國社會太需要這樣勇於擔當的社會團體了。

　　眼下的工會，不為勞工謀利益，不為矛盾找藥方，已淪為規劃吃喝玩樂的娛樂部門。當糾紛發生，勞工翹首期盼的時候，工會自然成為忍者神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