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一些細微的變化，往往孕育著扭轉性的巨大變革。

　　這已經是觀察中國發展政策調整的一道心有靈犀的「秘訣」。今年是中國第四個改革周期的起步之年，就在人們仍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中尋找「總體改革路線圖」之時，一些具有總體推進意義的改革已經定下了調子。

　　訪渝聞聽變革前奏

　　譬如，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城鄉關系的論述：「要城鄉統籌聯動，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讓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許多人并沒有注意，不但十六大以來逐步形成的「城鄉一體化」概念沒有出現在文件中，就連十八屆三中全會「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提法也不見了。從「城鄉一體化」到「城鄉統籌聯動」，區區三四個字的變動，實際已昭示著中國城鄉治理理念和理論的深刻變化。

　　而且，這已不僅僅是一種理念的變化，早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先行者邁出了實踐的步伐。其中，與此理念最為貼近的，莫過於重慶的五大功能區戰略。在此次港媒高層代表團訪渝活動中，筆者便聞聽到這種變革的前奏聲。

　　一端是新型城鎮化，一端是農村改革，這兩端拼成了中國走向持續繁榮的版圖，而將其拼在一起的「粘合劑」，便是已經糾結多年的城鄉關系。應該說，建國以來，中國的城鄉關系幾乎是嚴格按照劉易斯「以農補工、工農業平等發展、以工補農」的城鄉關系三階段論，來進行理論構建和實踐部署的。其歷程呈現了中國工業的奇跡崛起和城鎮的超前繁榮，然而對於中國的鄉土來說，卻是一段大彎路。尽管十六大提出中國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并於此后逐步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然而，在歷史慣性之下，城鄉裂痕卻越來越大。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最終以「城鄉統籌聯動」界定未來的城鄉關系，意味著決策層不再局限於個別問題的化解，而是決心全面「動刀」，將農村戰略從外生扶持轉變為內生培育，并為之匹配了一攬子改革規劃。這個方案將不同於任何以往的，也將劉易斯的理論基本拋弃。如果要為其命名，不妨稱之為「習近平」方案。

　　重慶的五大功能區戰略，從一定意義上說，為這個方案提供了一個已屬實踐版的參照。五大功能區首先將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融為一體。其實，正如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所言，這個融合同時也是著眼農村的。對城鄉落差感觸最深的莫過於數億農民工，他們候鳥般在城市和鄉村間流動，在「虛假的城鎮化」中深陷巨大的利益失衡。而他們的身份和臨時就業方式，注定無益於新型工業化，因為無論户主還是城市都難以為其提供產業升級的技術培訓。重慶五大功能區的都市功能拓展區，是先進制造業集聚區，以及未來新增城市人口的宜居區;城市發展新區，是全市未來工業化、城鎮化的主戰場。該兩城區的新增人口將主要來自渝東北、渝東南兩大生態區(大農村)，并將通過戶籍改革等落實「人的城鎮化」這一新型城鎮化原則，而「人的城鎮化」將為新型工業化提供高質素勞動力奠定堅實基礎。應該說，這是破解工業化瓶頸的關鍵所在。

　　渝東北、渝東南兩大生態區，實際是被作為一個大農村地區看待的。「生態涵養」與「生態保護」是這兩個功能區的首要任務，一方面通過生態修復的減人減載，為城市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以差別化的經濟發展戰略，通過「面上保護、點上開發」，為全市提供生態產品，發展生態經濟，實現內生發展。在配套政策上，以「不取多予」的財政傾斜，將為其發展提供最現實的動力。

　　「統分結合」渝版模型

　　總體而言，五大功能區戰略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構建了一道貌似分離的「物理屏障」，不再強求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外生扶持農村戰略，但兩者之間的「化學反應聯動」卻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這種聯動，一是將推動城鄉間要素交易的平衡，一是將構建城鄉間新的生產關系——將生態和生態產品作為關系基礎。毋庸置疑，五大功能區戰略將重慶的城鄉關系重新轉到了「統分結合」的哲學原點，并搭建起了一個「城鄉統籌聯動」的重慶版模型。

　　或許可以期待，這一實踐將更加接近中國城鄉關系的未來，且其積極意義將不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