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飙升，是个全球化的问题。但是，美国的社会文化，无疑为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美国社会虽然崇尚人人平等，但其实有着深刻的个人崇拜文化。看看好莱坞的电影就知道，英雄往往像是中国演义小说中的人物。美国的媒体，也常常把生活包装得如同电影，从政治到经济，都是如此。在政治上，美国说是草根民主，可真正在台上的，多半是“王族”：肯尼迪、布什、克林顿……比如麻省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被当了总统的兄长巧妙安排继承了自己的参议员席位，后来晚间开车把同行的女友送进湖里淹死，自己爬上来居然不报警。这种事情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十有八九会当成谋杀立案，但他啥事没有，照当参议员，最后竞选总统一路杀到民主党的提名会上。

　　这种家门的力量，在草根民主的社会没有老百姓同意是不行的。麻省居民还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但大家照样相信演义小说那一套：岳飞厉害，岳云恐怕更神。肯尼迪的名字无人能替代。政治世袭在明星崇拜的文化中成为活生生的事实。比照如同超级碗那么令人兴奋的美国大选，再看看欧洲发达国家的政治，议会辩论让人昏昏欲睡，也很少政治上的“岳家军”“杨家将”。但结果呢?欧洲人投票率还是比美国高。欧洲的政客，下了台往往就是个住普通公寓的平民。

　　企业界和政界也大同小异：盖茨、巴菲特、乔布斯、扎克伯格……生意人个个如同影帝。企业的基础往往是乔布斯式的个人崇拜文化，好像一切奇迹都是这几个英雄一手制造的。既然如此，当然就要给英雄们足够的酬劳了。诺奖经济学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打了个比方：如果某人掌握了你的某些重要情报，有可能公布，对你造成巨大伤害，此时你最为有效的办法，恐怕是出钱买断。这笔钱的数量双方可以讨价还价，但对你而言当然是越少越好。同样，如果某人掌握了对我们社会至关重要的核心技术，那么我们就要与之讨价还价，把技术买过来。这是盖茨、乔布斯们高收入的原因。但是，社会所支付的这笔钱，当然也是越少越好。目前美国的文化将这一逻辑正好颠倒过来，似乎给这些“英雄”的钱越多，就能创造更多更厉害的“英雄”。风气所及，许多表现平平的高管，也可以串通董事会的哥们给自己定下天价薪酬。美国的公众往往还很吃这套。

　　除了英国以外，欧洲的文化则有很大不同，虽然欧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并不能自外于高管薪酬飙涨的潮流。比如，2013年3月，瑞士就进行了全民公投，要求政府禁绝上市公司高管的奖金和高额退休待遇。此举震动了欧洲。瑞士作家Peter 　Stamm为此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介绍了此次公投前后的若干背景。

　　瑞士一年要举行几次全民公投，在大事上老百姓自己作主，不把权力委托给政治家。近些年有一种论调，称这种“极端民主”影响经济效益。因为民主往往是“不懂经济”的草民仗着人多势众干预市场。高管拿多少钱本是市场决定的，瑞士却通过全民公投让政府限制，这难道不是政治干预经济吗?然而，在最近几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瑞士连续五年高居第一。

　　Peter 　Stamm指出，瑞士的公投虽然多，但公投的动议被选民通过并不容易。过去32年，瑞士有过110次公投。只有20次选民通过了公投所提出的要求。这次瑞士人提出限制高管奖金和高额退休待遇的公投动议，支持者们仅花了20万瑞士法郎搞宣传，但反对者多来自大企业和富人，财大气粗，花了800万瑞士法郎搞宣传，称公投一旦通过，大企业将争先恐后地离开瑞士，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是46%的选民出来投票，以将近68%的压倒优势通过了限制高管的动议。

　　瑞士的社会文化还是根植于农业社会。大家珍重的是村落共同体那种同甘共苦、权力分享的价值。瑞士到十九世纪末还非常贫困，吃不饱肚子是常事。二十世纪靠着制造业，如手表、纺织、机械制造等富裕起来，渐渐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这种文化中，富人的骄奢被社会侧目而视，有钱人往往很低调，甚至搞慈善都匿名。直到最近几十年，受全球化的冲击，薪酬差距才渐渐拉开。

　　可见，薪酬差距，绝非仅仅是个市场机制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