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政府十多年来的三令五申的“禁墅令”，一边却是扎堆的私人别墅。秦岭本是中西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却成为少数人的“后花园”。西安市国土资源部门表示，对违建别墅将通过法律程序依法予以拆除，对于其中的违法问题将移送公安机关查处。(6月4日《京华时报》)

　　秦岭深处别墅扎堆，注解了十年野蛮生长的疯狂，何以保护区的“禁墅令”成了一纸空文，沦为虚设?毫无疑问，相关部门管理与执法不作为首先难辞其咎。如果仅仅归咎于此，加强事后追责，终究只是善后之举。如同组织力量依法对所有的违规别墅进行拆除，毕其功于一役，都解决不了管理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首先，“禁令”之下，为何反而建别墅成风?显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以秦岭的违建别墅为例，比商品别墅更优越的自然资源，造价不过区区几十上百万，不及商品别墅的十分之一，不求所有、但为所用，显然有着不一般的性价比，这也是有钱人甘冒风险的主原因。没有土地也建不了别墅，同样的，土地所有的村与农民，恰恰成了违建的受益人，如土地出租收益，农民受雇看门收益等，只是收益太过低廉。从这个角度讲，其性质跟城中村违建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执法部门之外，所有的要素方都站在了“禁令”的对立面上。

　　与违建别墅“利益共享”抱团不同，管理受制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抛开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不谈，除了制止、劝阻、拆除之外，其实并没有更好的手段。违规或者违法占用土地，处罚成本是很低的，且前提是占用耕地，违规的按照《土地法》的处罚不过是每平米30元，而入罪的门槛更高，占地大且后果严重。即便是个案按照《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个人违规的处罚上限也只有20万元。这意味着，违建别墅的违法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违规低成本高收益，在管理缺少手段且作为乏力的语境下，恰恰是对违规的怂恿。“禁墅令”虚设本身与禁令缺少配套法律法规，缺少很好的制衡和分化利益扎堆的调节机制，有着必然的关系，一纸禁令牛栏关了猫。换言之，秦岭违规别墅扎堆，更多还是法治调节的失序所致。

　　推而广之，秦岭还是全国的一个缩影，随着环境瓶颈的突出，富人“逆城市化”成为必然，正在或者即将违规占用优质环境资源、耕地，将对生态保护、耕地保护以及农村建房秩序产生更大的破坏。单纯行政层面的粗放控管是难以作为的，更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强化对掠夺占用的抑制。一方面，提升规划的法律效率，提高规划红线的刚性约束力;完善管理立法，提高违规交易土地和建设各方的处罚成本，推进土地违法入刑的对接，降低入罪门槛等等;另一方面，改革执法管理体制，破除地方利益掣肘，在涉及生态保护的领域还可以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