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潍坊新闻网消息，今日8时发现，中共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陈白峰同志在其住地附近自缢身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初步勘察认定，符合自身特征，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另据其亲属介绍，陈白峰同志有多年抑郁病史。(6月5日齐鲁网)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单是近几个月，就有多名官员自杀：重庆打黑功臣周渝、浙江奉化倒塌楼所属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何高波、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据《中国青年报》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共有五十几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官方认定为自杀的超过四成，在自杀原因当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大诱因。

　　但凡一名官员自杀，都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本该让人痛惜。可现实的情况却是，总有不少网友为官员自杀拍手叫好，将一个悲剧娱乐化，陷入一种群体非理性狂欢，此时一旦有人持有异见，甚至也会遭到骂名，而官方的回应也总是遮遮掩掩，真可谓是给公众留下了一种无限的想象空间。这样一来，官员自杀的原因越是神秘，将事件娱乐化的这部分似乎就越是有底气。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位自杀的官员都是“代人受过”，他的无辜就在于公众将对一个群体的标签化认识，全部都发泄在了当事者身上。曾有学者指出，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的时候，官员一旦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了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官员自杀，往往被公众认定为畏罪自杀，亦或是因为牵连人数太多而“被自杀”，即便是确实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公众也会在大脑中将信息进行有选择性地筛选，从而在认知层面进行“纠偏”，而当前中央反腐力度的高压态势，也给这样一种认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由此可以洞见的一个事实是，倘若不公开官员自杀的一些具体细节信息，公众的无端猜疑也有其合理之处，毕竟自杀虽然为一种社会现象，但与官员的身份叠加在一起，却总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自杀动机。比如前面提到的自杀官员何高波，据媒体报道，他在自杀前不久，被纪检部门叫去谈话谈了一天一夜，之后官方就直接认定为自杀，可到底为何自杀，却没有了下文，这又怎能不让公众想象这与楼体坍塌有何关系?

　　在此语境下，我们就必须要撕下官员自杀的神秘面纱，增加信息的透明度，这不仅是给当事者正名的有效手段，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当然了，大可不必认为官员自杀的信息属个人隐私，因为官员作为公共人物，需要让渡出自己的部分隐私权，公众有权利知道官员死亡的原因。退一步讲，即便是抑郁症自杀，那么其治疗情况和严重性也需要告知公众，更何况说长期患抑郁症的官员能否适合长期从政，也是值得追问的。

　　面对官员自杀的信息，官方总是藏着掖着，公众不可避免地会不加区别地进行猜测，进而在舆论场中发酵为集体非理性狂欢，这确实证明了舆论的非理性，但却也从另一面反证着对于公共事件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公众尽管会对一个存在非理性认知，但不得不承认当下是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妄图通过掩盖甚至是拖延来应对公共事件，注定是走不通的。官员自杀也是公民生命的终结，确实不该被娱乐化，但前提是其不该被神秘化，因为谣言止于真相，猜疑止于事实。（张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