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日前披露的11家央企2012年度的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揭露了央企在内部管理上的种种乱象。这种乱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滥发福利，包括超过上限发放住房公积金、违规实施职工年金、设立小金库、工资外发放巨额补贴等。另一方面是众多央企出现了违规投资，很多投资项目未经集体决策，特别是央企的一些子公司未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就进行了投资，或者任意扩大投资，招致巨额损失。

　　央企出现的前一个问题，其实与审计署以往对政府部门审计出的问题并无两样，都是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违反财务纪律所导致的恶果，而其中必然掺杂着一些握有实权的负责人捞取个人利益的贪渎勾当，直接触犯国法。不管是对政府部门还是对央企，审计署只要发现了这种行为，必须将当事人移交司法机关，这没什么好商量的。但是，央企与政府部门不一样的是，它还是一个市场主体，不像政府部门只是从事行政行为，它从事的是市场投资经营行为，因此它出现的问题也突出地反映在投资方面，由于央企的架子都搭得很大，其投资规模自然也很大，一旦失误，其亏损往往都是一个大数字。但是，损失再大，直接责任人只要没有出现贪渎，最多只是批评处分，严重的也许会撤职，一般不会被移送司法机关。

　　近年来，一些央企出现了重大的投资损失，因此，央企的投资越来越受到民众的高度关注。为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风险防控机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央企的重大投资必须经过董事会的集体决策，而且要上报相关部门如国资委、发改委和其他职能部门批准。审计署披露的一些违规案例，主要集中在一些央企违反了这一规定。比如有一家企业未经董事会批准，就与其他企业组建合资公司，投入资金高达77.83亿元，结果由于项目开展遇阻，亏损了72 .21亿元。这家企业还未经董事会研究，也未经发改委批准，就与国外企业合作开发3个境外矿山，也亏损了30 .93亿元。看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未经批准”是其中的关键词。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投资经过了一定的程序，它应该得到的就是两个结果，一是没有得到批准，二是批准以后投资就能保证成功?

　　这样的推理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事实上，相关部门的批准并不是保证一项投资成功的关键。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央企的投资虽然有失败的，但更多的还是成功的，否则也就不会出现央企在最近十多年的“做大做强”。但需要追问的是，央企是拿什么来保证它的投资一定赢的?看来，有没有上级相关部门的批准是一个重要因素，得到了批准，相关部门就会将诸多行政资源向其倾斜，保证它在市场竞争中的成功，甚至允许它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而没有得到批准的投资项目，也就意味着它不在相关部门的视线之内，那么，央企只能以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的身份投入市场竞争，这时候的央企，就像一枚无足轻重的硬币掉到地上，出现正面或者反面都有可能。一旦它的投资失败了，“未经批准”就是一个重大问题了。而只要经过了批准，即使出现重大亏损也可原谅。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中远集团，前几年在境外的投资亏损严重，以至其旗下的中远发展只能依靠卖资产才保住了它在资本市场的上市地位。看来，中远的海外投资是经过了批准的，因此相关方面对其巨亏并没有追究，其“船长”魏家福体面地到龄退休。

　　在中国长期实行的以投资扩张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央企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央企的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的援手而实现的，它在诸多竞争性领域的挺进，对民营资本造成的挤压已经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出来。而经济的发展，仅仅依靠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不够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做大做强”，它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国内重要行业的布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一年来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扩大民营资本的准入空间，但民营企业反应却并不热烈，因为它们面对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这个庞然大物，根本无法与其展开公平的市场竞争，充其量只能捡拾一些国有企业恩赐给它们的市场份额，比如中石化准备实施的将油品销售领域不超过30%的股权向社会资本开放。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这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政府不再向市场乱伸“干预市场的手”。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个“干预之手”在阻遏民营资本进入某些行业时设置的各种障碍，却忽视了“干预之手”将本应为各种市场主体公平享有的行政资源倾斜到央企对经济秩序的损害。行政权力对央企投资行为的批准固然是一道重要程序，但在缺少了政府“干预之手”的情况下，这种批准并不能保证央企的投资一定能够赢，实际上，像中远集团的巨亏，即使其决策程序完全合规，也得到了批准，但“干预之手”伸不到它所投资的海外市场，这才是它投资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央企作为全民资产，其投资必须对全民负责，民众有权质疑它的投资失败，包括那些没有违规的投资。如果央企经不起这种质疑，就应该收缩在竞争性行业的投资，给民营资本进入这些领域腾出空间。(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