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
—— 四论八十年代改革经验的当下意义
孙浩(发自深圳)
标题这句话是邓小平在执政党筹备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说的。同时他还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这些话放在今天仍有极强的针对性。
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巨大成就
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此言不虚。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的。而且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巨大成就。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今天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缘于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看法不够全面。我们甚至应该认为八十年代开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今日中国的成就有更为决定性的影响。
修改颁布的八二年宪法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宪法的序言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对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人民、其它党派的关系作了说明。在总纲部分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为我们国家走出文革式动乱，迈向现代政体提供了最重要的规制。
八十年代还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要改革。其中最具有制度标志意义的是五年一届的党代会和人代会这三十多年来真正有了制度刚性。这两个会议分别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正常化和制度化是中国的政体走向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标志。与这一条有紧密联系的是废除了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最多连任一届，这一条三十多年来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和平稳实施。与此相适应，各级干部的退休制度也建立形成，几无例外。终身制的废除和退休制的实行使得我们国家政体的运行在现有条件下多少得以一定程度的定期更新。
大力推进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文革的惨痛教训，特别强调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随后十三大提出了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并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上实行了差额选举获得实质性进展。自八十年代起，中国立法工作进入快车道。与阶级斗争为纲，群众专政的时代相比，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对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政治进步。
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恢复扩大是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十分重要而突出的一个方面。和过去相比每个人的政治权利、财产权利、社会权力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已经实现了一人一票的直选，财务公开也逐步规范。在城市的各种社会组织中，民主选举也成为选项。"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虽然还需要努力但却越来越成为基本的社会规范。私人的财产权利开始得到法律的保护。有了迁移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才能进城打工。而出入境的自由放在从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八十年代执政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实际组织措施和机构设置。在筹备召开十三大期间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并组织了专家工作班子。十三大后又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对这阶段的机构所取得的成效虽然不足以作过高的评价，但这却是政改三十多年来唯一设有专门机构并开展工作的阶段。
虽然蓬勃开展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八十年代末突然弦断琴裂，但毕竟已获重大进展。回首三十多年来的历程，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确定中国向好的历史方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否则今日之中国无法想象。
政改的深入取决于高层的决心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有更为强烈的自我革命的特征，在自己身上开刀必定会痛。这就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无可避免地遭遇巨大的制度障碍。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历程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深省的现象，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往往最迫切希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在体制内却缺乏追随者和践行者。连思想理论界的解读宣传都很弱。这和经济体制改革很不一样。
八十年代的邓小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力行者。他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对现行体制的弊病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批判，呼唤改革。邓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力主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解决这个问题的阻力很大，但邓的决心更大。解决办法是从自己做起，虽然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毕竟主动辞去了所有领导职务。在邓的带领下，一大批老同志也退出了领导岗位。邓还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安排到过渡性的顾问委员会，这样给继任者腾出了位置，也照顾了老同志的情绪，还能发挥他们的余热。如此方有效废除了从上到下的终身制，并使退休制度得以建立实施。这一项改革的成功，邓的决心和带头做是关键。只有最高层铁了心，下面才会跟。而且只要下了决心，阻力就能化解。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
这样的事情，后来就少了。2000年江泽民在广东视察的时候，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创见。这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创新，为改革投放了新的思想资源，提供了执政党从革命党向现代型政党转化的枢纽，客观上创造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新的时机和切入点。这一重要思想虽然被写进了党章，而且作为口号被使用和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是由于缺乏创新性思维和意愿，仍然沿用传统意识形态对其解读和规制，使其实际效用远未得到发挥。
2004年执政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鲜明地提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后在多种场合，习近平反复强调"权为民所赋"，应当说是释放了改革的信号。但似乎缺乏有全面部署和推进步骤的响应。改革搞了三十多年了，符合中国特点的人民向执政党赋权授权的制度和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建设得怎么样，至今缺乏清晰的能让人民通得过的面貌。联想到邓小平坚称一个字也不能动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决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不照搬"的提法有巨匠之心。但后来却被一些头面人物替换成为了"不搞"。"不照搬"和"不搞"有云泥之别。前者有借鉴之意，而后者意在排拒，因而成了一些人拒绝迈向选举、分权、问责的现代民主政体的盾牌，甚而模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敢于改革的明白人。
虽然邓小平在改革初就很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并且说上层建筑非改不可。但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认真彻底的清理，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高度敏感，甚至危险。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级官员很难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性。
九十年代以来，虽然整体的推进并不令人满意，但偌大个中国仍时不时会有一些改革的亮点。有的地方在问政问责、新闻媒体监督、群众性纠风、廉政建设、财产公示甚至民主选举等方面主动进行了改革，并没有出乱子，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拥护。有意思的是如果是经济体制改革创出了经验，其传播速度极快，会被争相仿效。而政改的创造，几乎没有人会去学，甚至上级机关也会视而不见，人亡政息成为了大概率。
渐进式的政改如能静水流深固然再好不过，但在政治体制上除旧布新岂能波澜不惊。因此应当旗帜鲜明地支持敢于改革的明白人，肯定他们，启用他们。只有这样做，改革才会有起色。否则政改如泛空舟于没有航标的河流，恐将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