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到轉化

　　香江道風的百年流變

　　香港的道教信仰，於晚清時期由中國內地傳入，最初竟是為躲避頻繁發生的戰亂、毀廟等人禍而來。值得慶幸的是，偏於大陸東南一隅的這方土地，像接納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信仰的傳入一樣，包容地接納了道教的落地生根，從而在中國政局最為動盪的百餘年間，為道教的傳承保留了一片清靜的沃土。近30餘年，當香港與內地的往來再度接續時，香江之畔的道風亦得以回饋中國內地道教的復興以一脈清流。可以說，道教在香港從無到有，從弱小、壯大到反哺的歷程，亦是內地與香港百年交融的一個歷史縮影。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菡

　　社會動盪頻仍促道風南吹

　　道教於何時開始在香港流傳?一種觀點認為是在宋明時期，傳說當時民間已有了祭拜北帝、關帝和媽祖的習俗。不過，香港著名道教學者、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游子安博士的研究卻顯示，真正有據可考的道教傳入香港的時間是在清朝光緒年間。

　　「香港最早的一間道觀，應是屯門的青雲觀，其始建時間已難稽考，但道觀內那塊由住持道人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所立的《送田芳名碑》，卻是香港已發現的最早與道教有關的文物。不過，此觀當時是屯門當地的陶氏族人崇奉斗姆的場所，而非供道士清修、弘道的道堂。香港道教的傳揚實始於光緒9年(1883)，來自廣東羅浮山的道士羅雲一在大嶼山鹿湖創建了純陽仙院，奉祀呂祖，這是香港成立年份可考最早的一所道堂。」游子安博士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將香港道教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19世紀80年代至1920年，當時，中國內地經歷了清王朝的覆亡、辛亥革命及軍閥爭戰等大事件，許多道長為避亂世而移居香港，道教信仰亦隨之傳入。這一時期大為流行的道派是先天道或民間道派，如創建於1912年的女道修真之所萬佛堂，1917年的桃源洞，1920年已建成今貌的藏霞精舍等，均屬先天道派;而創建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的從善堂，則屬民間道派。道教由內地傳入香港的第二個高峰期，是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之間，「驅動力」依然是頻仍的戰亂及政治運動--從1921年至1950年的30年間，香港的道觀由早期的十數間增加至近50間。這一時期，全真教的龍門派開始傳入香港，如1929年創建的蓬瀛仙館，1932年創建的玉壺仙洞，1949年創立的青松觀，1952年創立的萬德至善社等，都是龍門派。20世紀50年代之后，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內地與香港的交流通道日趨阻滯至幾近隔絕的地步。所以，即使那十年間發生了「文革」這樣的大動盪，從廣東遷至香港的道堂亦只有三間之數。此后，香港道教進入了「本地化」的發展時期。

　　傳承譜系大多源自廣東

　　香港的道教有先天派、全真派、純陽派及民間道派。它們尽管流派有別、各行其道，但大部分道堂宮觀的道脈卻是沿自廣東地區，尤其是省城廣州。如嗇色園黃大仙祠源自廣州芳村普濟壇和西樵的普慶壇，抱道堂源於廣州橫沙亦鶴樓，逢瀛仙館源自廣州三元宮，廣州至寶台的何啟忠道長來港創立了青松館和雲鶴山房，萬德至善社傳承自羅浮山冲虛觀廣州分院應元宮，圓玄學院接續廣州宏道精舍等;另外，還有藏霞精舍源於清遠的藏霞洞，通善壇源自南海的茶山慶雲洞，雲泉仙館源自南海西樵山的雲泉仙館下院，省善真堂源於東莞逢瀛閣之善寶善社等。

　　「香港的道堂宮觀中，只有少數幾間是源自廣東以外的地區，如了镕壇道源來自福建福州，乾元洞源自四川，飛雁洞佛道社尋根至四川鶴鳴山。」游子安博士說。香港常見教堂、佛寺、廟宇林立，那麼，這些為數眾多的道堂宮觀都「藏」在什麼地方呢?這個問題也難不倒幾乎將一部香港道教的百年發展史都牢記在腦中的游子安。他告訴記者，香港的道堂宮觀有的設在郊野之所，如純陽仙院位於大嶼山，桃源洞位於大埔，逢瀛仙館位於粉嶺，就連大名鼎鼎的黃大仙祠所在的九龍區百年前亦屬清靜的荒野之地;不過，更多的道堂宮觀因應香港的地域特點，只能設在九龍、港島鬧市區中，有的獨辟一座院落為道觀，有的乾脆「上樓」在商廈里購置或租賃一間至數間單位便也開壇傳道。這或是香港道教有別於內地的一大「特色」。

　　一場由南向北的反哺

　　如果說，一間間道堂宮觀是為躲避亂世而來，那麼，它們的確在香江邊上的這座城市找到了發展和壯大的福地--最起碼，當內地的道觀被戰火摧毀或因政治運動遭解散時，香港自由的環境和相對安穩的社會，使道教香火能在此接續不絕。游子安舉例說，清朝年間，廣東有三間黃大仙祠，分別是芳村的普濟壇、西樵的普慶壇和芳村的普化壇。1915年，普慶壇的梁仁庵道長將黃大仙花香帶來香港，1921年設嗇色園普宜壇。1919年，內地掀起「破除迷信運動」，1958年是「反迷信運動」，及至1967年又搞「文革」，使得廣東的三間黃大仙祠受到破壞，嗇色園成為碩果僅存的黃大仙祠。還有天清草堂與省躬草堂也是先在廣州創立，然后分別於1928年、1931年在港建立同名道堂，如今，其祖堂皆已不在，港堂則傳承至今。一段民族同悲的歷史，令人唏噓。因此，在內地道教於上世紀80年代后力圖復興之時，香港道教界便主動架起交流的橋梁，發揮「反哺」之責，如1994年，香港道教聯合會赴京訪問中國道教協會，資助中國道教學院的教學和研究;青松觀資助修復廣東羅浮山黃龍觀;圓玄學院在廣東花都捐修圓玄福利中心;蓬瀛仙館多次捐款賑濟內地的水災;雲泉仙館資助南海雲泉仙館的修建等，無不展示出香港道教界的一片赤誠道心。同時，現今的香港道教界在推動道教文化的學術研究及宮觀管理向現代化轉型方面，已然是中國道教的先行者，并可為內地道教提供借鑒。從這一點上來說，於香港保存下這一線道脈，更是中國道教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