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山宿命打造威权 却因威权宿命累及江山

　　--五论八十年代改革经验的当下意义

　　孙浩(发自深圳)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何属性，它将采用何种制度模式来进行，又将达成何种政治目标，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前提性问题。

　　提倡威权政体其实是

　　推诿政治体制改革

　　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采取从上往下贯彻的方式。重点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废除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从而使国家恢复了最基本的宪法秩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大体上也有了一个接近正常的状态。同时公民权利也有了很大扩展。这个阶段的政改进程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也达到了预期目的。

　　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当民众初获些许民主自由之后，必然就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而且会日渐强烈和激进，并往往使准备不足的执政者陷于被动。这样一种局面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也出现了。由于改革的深化触发了社会矛盾，由于协调社会矛盾的机制又来不及创造，在这个时期，民众中以学生为主体的街头表达成为了经常的选项。虽然具体的政策诉求是街头表达的主要内容，如反通涨、反官倒等，但也有直接的政治诉求如要求民主。无序是街头表达的常态，所以执政者对街头表达的态度是复杂的。尤其对于平反复职不久的老干部们来讲，这又很象文革重来。

　　邓小平力倡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牢固的底线，那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点不容挑战。秉持这一立场的执政者很容易把失序视为挑战。这有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老一代共产党人负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想要快一点再快一点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使国家富强起来。因此担心失序而导致国家动乱、暂不响应民众的民主诉求似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其实是以执政者的这种需求为背景，八十年代的思想界出现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供给。没有必要用高深的政治学术语当作装饰自己的羽毛，所谓新权威主义其功效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从民众期望的现在进行时替换成将来时。意思是只要顺从执政者的威权，就可以达到幸福的彼岸，那时自然就民主了。如若不然，天下大乱。

　　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展，但让全社会记忆深刻的却是挫败。这其实同时是新权威主义的挫败，也是社会实践对新权威主义的拒绝。

　　如今再提威权政体是

　　政治上的倒退

　　事隔二十多年，这一论调又以威权主义再度出现。意思无非是说新时期的中国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只有打造威权政体，才能顺利将国家和民族引向复兴的彼岸。这种作为舶来品的主张如果用"理论自信"来衡量恐不合格。因为如按威权主义的范畴和逻辑来开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坏事。

　　首先是威权政体在当代中国不具备合法性。宪法规定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并且已经载明了公民基本的民主政治权力。因此按照宪法是不允许打造威权政体的。当然也许没有人能否认毛泽东时代就是威权政体，但其违宪结果之有害已由文革展示无遗。所以受迫害的刘少奇要手举宪法弱弱地抗议，所以复出的邓小平要坚决地推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尽管有"你办事，我放心"护身的华国锋稍稍有一点想要打造威权领袖的苗头，就遭到党内民主生活的批评而被制止。因此在如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言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的当今中国还来呼唤威权政体，无异于逆历史之潮流而动。

　　其次，威权政体是最不稳定的高风险政体。威权其实就是收权和集权甚至极权。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而威权政体恰恰以压制社会各界的政治参与为自身存在的基本条件，更加不可能容忍政治竞争。因此，压制和反压制成为威权政体政治生态的常态。反对派的成长日渐抽离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如果有)。这对于执政党所要推行的包容性的改革无异于南其辕而北其辙。

　　再次，西方学者说威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精神分裂，在当下实行独裁统治却承诺在将来实行民主，这其实也证明威权政体只是一种过渡型政体。它早晚将沦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像柏林墙那样要么主动拆毁要么干脆被众人推倒。虽然国际上不乏威权政体主动转型为民主政体的先例，但在中国却不切实际。当代中国以意识形态立国，历经几代后，以意识形态的视线观察世界几成本能，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至今仍将苏东事变视为亡党亡国。红后们很难摆脱江山意识的宿命。正因为如此，九十年代之后，保守成为主要的政治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打造威权政体，其车头必然倒挂，驰向巩固现有政治秩序。在威权治理下政治氛围由于压制了政治参与而显得安静整齐，这会使执政者以为威权有效感觉不到压力而进一步丧失改革的动力。但其实地火在运行，危机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积累。这正是威权政体的宿命。以江山宿命打造威权，却因威权宿命而失去江山。以这样的逻辑来构建中国的民主政治非民族之幸。

　　那些痴迷于将威权的花冠往执政者头上戴的策士们恐怕是表错了情。

　　广泛的民主协商是

　　包容性政改的恰当形式

　　与此相关的是不少人将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称为转型，这种认识有点含糊。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中产人士逐步成为人口的多数和社会的主体，这样一种趋势可以视为社会结构的转型。

　　社会结构的转型与政治体制的转型有联系但却不等同，二者不宜混为一谈。如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解读为政体转型可能把复杂的事情看简单了，甚至可能堕入空想。因为按照宪法我们应该早就是一个民主政体。只是这个民主政体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它是一党执政的。我们过去不但以党代政，而且还因为执政党自奉代表人民而以党主代替了民主。这使得宪法关于人民民主的许多条款虚置而徒有形式。似乎正因为如此，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才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当作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这个问题很中国特色，有解无解不宜过早轻率判断。因为决定中也提出执政党要建设成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政党，这至少表达了一种不排拒改变的立场。所以转型理论可能不足以描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今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大原则其实宪法里面都有，只是以前被虚置。从虚置到实置就是改革，夯实宪制是现阶段的历史使命。

　　威权体制的转型是迫于反对派的压力实行的。这个过程充满折衷、抗争、谈判、交易。这种局面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其实民主只能通过民主来创造。虽然体制内可能有反对政改的势力，但总体上中国目前不存在政治反对派，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虽有滞后但仍处在低成本区。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市场的开放。所以不能用指令性计划的方式来搞政改，把政治体制改革当作垂直的批发业务，这有违决定所言"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因此执政党应当放下权力垄断者的身份，主动征求和听取社会各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意见和建议，大力开展民主协商，通过协商形成共识，以共识为前提合力推进一个多方参与的包容的创新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可能性值得争取。

　　其实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可用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协商平台。执政党可以委托政协帮助开展政改的民主协商。政协也要用改革的精神更新自己，要从会议厅里走出来，不要只是在每年开会的时候才政协一下。可以有部署地让政协走进社会、走进基层。以政协的身份推出政改的民主协商平台，有针对性有实际议题地持续开展政改的民主协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改革方案。如有胆略和相应好的方法来这样做，一个有序而又生动活泼的政改局面也许就会出现。

　　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是执政者的改革意愿，这并不需要什么威权。只要愿意改，就顺应了民心，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其实人民的拥护才是真正恒久的威权，要让人民的拥护得到表达和体现，成为力量。政改若能携人民拥护之威权则无坚不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