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民主黨主流派在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那次政改中，扮演了「溫和反對派」角色而促成了那次政改成功，所以，在當前關於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政改中，一些人期望民主黨再次擔當「溫和反對派」推動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然而，至今，民主黨的表現不是距離那樣的期望近了，而是越離越遠。7月23日傍晚，18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到特區政府總部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晤，要求特區政府向中央轉達他們欲與中央有關負責人會晤的意願。但是，近一小時會晤后，他們中的各個代表人物在電子傳媒的攝影機前所發表的談話，不是重申其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主張，便是通過大氣電波向中央施壓。民主黨主席劉慧卿那副強硬的嘴臉和咄咄逼人的腔調，同4年前民主黨推動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取得突破后，同一個劉慧卿與愛國愛港主要政治團體代表人物友好握手的姿態相比，判若兩人。

　　溫和反對派有兩標準

　　誠然，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政治態度不取決於他(她)們的口頭語言和肢體語言。「溫和反對派」的標準在於兩點：一是尊重中央的憲制地位，一是尊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政制的決定。

　　2010年上半年，民主黨主流派的表現符合上述兩點。他們拒絕參加由公民黨和當時的社民連發起的「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他們願意走進香港中聯辦大樓同有關官員會晤討論政改。他們願意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框架內，對2012年第五屆立法會新增5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員的產生辦法，同該功能界別原議員產生辦法相分別。這一切，使得民主黨主流派以及同他們站到一起的其他「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當時成了「溫和反對派」。

　　今天，反對派喋喋不休地鼓吹所謂「真普選」，這是「假貨」，因為，民主的一般原理在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條件下的具體制度安排是有不同特點的，無所謂「普世」的模式，自然，無所謂真假區別。但是，在香港，確有「真」和「假」「溫和反對派」之別。就民主黨而言，4年前是真正扮演了一回「溫和反對派」，如今，卻是被他人涂上「溫和反對派」的涂層，骨子里同反對派其他政治團體沒有分別。

　　如果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堅持違背《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立場，他們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晤會有實質意義嗎?如果有關安排重演今年4月上海會晤，那麼，連象徵意義都不會有。

　　7月23日傍晚，劉慧卿一邊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原定8月下旬會議審議批復行政長官梁振英請示報告推遲，一邊警告中央須為2017年不能普選行政長官負責，是典型的「色厲內荏」。

　　反對派陷入進退兩難境地

　　為什麼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推遲做決定?是爭取時間讓民主黨成員再度轉變為「溫和反對派」?抑或民主黨尚未對政治攤牌結局樹立精神準備?

　　為什麼中央必須對反對派公然違背和破壞《基本法》的所謂「真普選」要求讓步?反對派公然違反和破壞香港行之有效的法治秩序，發動「占領中環」運動要挾中央和特區政府，難道不是香港將會出現動蕩的罪魁禍首?

　　反對派已然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退」--撤銷「占中」、放弃「真普選」主張，則將失去支持者而出現大分裂;「進」--引爆「占中」、推翻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則將失去最廣大的香港居民。

　　反對派陷入如斯境地，在相當程度上是同他們及其后台老闆錯估中央對待特區政制發展的原則立場分不開。他們以為2014年香港關於普選行政長官之爭可以與2010年關於兩個產生辦法民主化之爭同日而語。他們以為2010年上半年中央在最后關頭靈活處理立法會的區議會功能界別新增議席產生辦法而讓政改「柳暗花明」，而今，中央也會在最后一刻妥協而讓反對派的「真普選」主張得其所願。歷史將記載，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反對派及其后台老闆犯下了一個嚴重的判斷錯誤，基於此而制訂的策略、采取的行動，也就注定不可能奏效。

　　周八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