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就政改問題出聲，認為基本法在政治體制方面，無說要根據「國際標準」辦事，又點名批評「占中」發起人戴耀廷的言行，對落實普選有「反效果」，對完成政改工作「無幫助」。有關普選議題的討論，無謂的爭吵實在太久太多，歸根結底，就是由於反對派一直拒絕回到基本法軌道上，糾纏於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提出含糊不清的「國際標準」并自願綑綁，以「占中」來要脅中央和特區政府，意圖在法外另搞一套，這才是政改分歧的根源，最終可能導致政改破局。梁振英此時重炮批評，正是反映他對反對派固執己見，不惜「一拍兩散」，令本港民主向前推進機會恐被白白浪費的憂心和焦慮。

　　「國際標準」只為「保送」

　　中央對香港普選的底線，過去通過多個管道不斷予以強調，已經說得很清楚。去年初，香港剛剛展開普選討論，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就開宗明義表明了中央的「三個堅定不移」：中央政府落實2017年普選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其后張德江委員長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白皮書、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深圳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均正式清楚劃定底線：一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二是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這些底線，都是從香港所處地位的現實出發，從正確實施「一國兩制」的現實需要出發。

　　明白香港的實際情况，只要依法辦事，理性務實討論特首普選，就算社會各界的意見再多元，至少最大的公約數不難達到。遺憾的是，反對派無視或不願承認中央在政改的關鍵角色，翻來覆去就是不肯承認普選須按照基本法規定，并大講所謂「國際標準」，混淆視線，阻撓政改討論向前推進。

　　實際上，以全球民主和選舉史來看，從來都沒有什麼通行的國際標準，有的只是各國各地區按自身情况選擇并發展的普選模式，再說，特首選舉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選舉，引用任何國家選舉辦法也明顯不適用。說到底，其「國際標準」不過是為了確保反對派自己人得以「入閘」的「保送標準」，這從反對派對「國際標準」不斷進行調整可看出，起初強調「公民提名」，后來提出「三軌提名」有其一即可，最后又可改為不能有「不合理限制」，完全就是硬拗。

　　中央不會向「占中」屈服

　　在首階段的政改諮詢中，反對派的建議翻來覆去就是四個字：「公民提名」，甚至不惜以「占中」恐嚇。在人大常委會即將就政改作出決定前夕，戴耀廷等人仍語出威脅，指如果人大決定的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就要綑綁否決政改，并發動「一波波」的「占中」行動，擺出一副罔顧基本法，挑戰中央的姿態，以為這樣就可逼迫全社會跟其步伐走。這種無視本港「反占中」主流民意，一味在錯誤立場上企硬的行為，除了顯示「占中」人士的專橫霸道外，亦說明了他們的不切實際。從某方面來說，起到誤導他人以為「如果爆發大規模不合作運動，中央或會退讓」的錯覺，令社會上溫和的聲音被壓制，對推進政改來說正是起「反效果」。此前，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在深圳舉辦三場座談會上已釋放了權威資訊，中央不會向「占中」這類以發動激進違法活動作威脅的手段屈服，否則只會換來更多、更大的違法活動，香港將會永無寧日。

　　如果反對派硬要逆主流民意而動，并自甘綑綁，堅持以子虛烏有的「國際標準」為由否決政改，令市民不能如期一人一票選特首，他們理所當然要承擔所有的責任。

　　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