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邓小平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英国人最近要从政治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九七后英国仍然要管理香港。”

　　21年之后，历史再次证明了“一国两制”缔造者的远见卓识。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通过香港政改相关决定后，英国媒体报道说，英国下议院决定启动对香港政改状况的调查，理由是：对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情况的调查。

　　前些天，香港反对派议员陈方安生等人，已经去过英国“求援”。再早些天，“末代港督”彭定康出来跳了一曲久违的政治探戈，宣称反对派的诉求不会危害中国福祉，而中国“贵为伟大国家与冒升强国，面对政治挑战远远不及处理经济事务般运筹帷幄”。

　　一直以来，英国试图给外界创造这样一种印象：出于历史感情和正义，英国关心香港的福祉，希望香港变得更民主，必要时刻还愿意为香港挺身而出。

　　这种论调，在香港可能也有一定的市场。毕竟港英政府时期，香港被建设得不错。中英谈判过程中，英国一直在民主问题上做文章，似乎唯恐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不够快。回归之后，英国在这一领域也是频频发声，关切溢于言表。

　　但政治说白了，从来都是利益的博弈。正如美国入侵伊拉克不是出于道义，英国关切香港，只能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

　　什么，这么说有点诛心?说不定英国人真的出于善良呢?

　　港英时期，英国人对香港民主做了什么 ?

　　1952年，在香港喧闹了6年之久的“杨慕琦计划”正式宣告胎死腹中。这个计划，是港督杨慕琦提出来的政制改革计划，当时英国各殖民地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所以港督希望借此挽回香港民心。但是，英国政府最终驳回了这一计划，理由是，香港“目前不宜有较深远的政制改革”，“那是太危险的做法”。

　　从这个历史事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英国对于在香港发展民主抱着非常审慎乃至警惕的态度。前100多年，一些香港英商等人也提过类似的政改建议，全数遭否。

　　英国真正开始在香港发展民主，是在中英谈判之后，即香港确定将要回归之时。1982年至1997年这15年，被称作香港民主发展的“超速”时期。15年里，从港督集权、委任议局模式发展到三层代议政制模式;立法局从委任制发展到民选制，从间接选举制发展到直接选举制，从部分直选制发展到全部直选制，速度之快，甚至跑到了英国用了400年建立的议会民主制前面。

　　连当时的英国人都看不下去。英国上议院的一位资深议员萧克罗斯勋爵曾公开表示：“英国用了400年时间才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至今还保存了一个非普选产生的上议院;相比之下，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是超速度的了。如果还要再加快，那对香港的未来一点好处也没有。”

　　英国人为何不再担心民主发展太快?

　　有400多年民主经验的英国人显然深深知道，民主发展太快是很危险的。那为什么前135年给香港民主“太危险”，后15年疯狂发展民主就不怕危险呢?答案很明显，“我死之后，那管他洪水滔天?”危险都是中国承受了嘛!

　　香港反对派坚持2017年特首普选要“公民提名”，彭定康居然说“没危害”，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敢用的提名方式，居然要欠缺民主经验的香港去用，这不危险还有什么叫危险?

　　香港回归前那15年，英国那么积极给香港民主是出于什么目的?邓小平先生已经说得不能再明白了：为了保持在香港的影响力，想继续“统治”香港。你看今天，还有一些香港人认为英国才是好心人，反对派还要去英国求助呢。英国的策略，显然取得了成功。

　　谁会真心为香港好，英国还是中国?答案太明显：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会希望它变乱、变穷、变糟吗?中国当然希望香港普选成功，选出一个能让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特首，这不但是香港之福，也是“一国两制”的成功，是中国民主实验田的成功。而对英国来说，香港如果不出点问题，它就得为保持影响力发愁了。(文/黑白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