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新社聯會長 梁志祥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本港政制發展作出決定後，除再次激發香港內部的熱烈討論外，也引起了國際社會關注，「末代港督」彭定康更撰文聲稱中英簽署了聯合聲明，故英方有道義和責任支持本港的民主發展。然而，若我們翻閱一下《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重溫香港的民主發展史，不難發現彭定康的評論毫不合理。

 

　　依據《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訂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框架。然而，在《聯合聲明》中，完全沒有提及香港回歸後的政制發展事宜，故彭定康以《聯合聲明》為由，要求介入本港的政制發展，是說不通的，也是不熟悉《聯合聲明》的表現。

 

　　事實上，在英國管治香港期間，歷任港督皆並非由港人民主選出，港人在港督的任命上甚至沒有發言權，而立法會直選議席亦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才出現。翻查一些舊檔案，英方更曾經擔憂在香港推進民主不利政府管治，整部港英時代的政制發展史可謂毫不光彩。反之，香港回歸祖國後，短短17年間，立法會直選議席不斷增加，港人可擔任政府最高職位，負責選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人數亦一直增加，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也是香港歷史上最快的民主進程，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英方竟批評香港回歸後的民主發展太緩慢，豈非十分諷刺？

 

　　英方算不算待人以嚴，律己以寬，雙重標準？再深入地看，英國首相也不是由民眾一人一票直選出來的，非民選的英皇仍然享有一定特權，比較起來，港人能夠在將來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某程度上，香港是不是比英國更加民主？

 

　　香港實現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的根本依據源於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在基本法下，政制發展須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首和立法會批准共同通過，是完完全全的中國內政事務，毫無外國干預的餘地。中央政府願意以法律的形式確立香港普選的目標，充分反映了中央對港人的信任，以及促進香港民主化的誠意與承擔。中央對香港實現普選的支持是實在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已作出決定，如港人能夠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香港的民主化及市民的政治權力將較香港歷史上的任何時候為高。客觀事實證明了中央是香港民主發展的積極推動力，誰可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