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早在李克强总理直陈巨额外汇储备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之前，自2003年开始突飞猛进的外汇储备便饱受诟病。如今12年过去了，四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视：为什么高储备国家往往是人均GDP世界排名居前的国家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却选择在中等收入这个发展阶段极度扩张？为什么高储备国家民间储备远大于官方储备而中国却选择了强制结汇和全额官方储备？为什么官方储备的扩张通常是一个量化宽松的过程却在中国是一个紧缩工具？为什么别国外汇储备的快速扩张选择在本币升值之后而中国却是在人民币升值之前？

　　实话实说，上述四个问题指向中国外汇储备政策的四大败笔。

　　败笔之一：不合国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东小国科威特凭借天赐“石油海绵”一夜暴富而登顶人均国民收入世界第一。更让经济学家们啧啧称奇的是，凭借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科威特在外汇储备以火箭般的速度扩张之时，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加上其他海外投资，没过几年科威特源自外汇储备的海外投资收益居然超过了石油收入。

　　如果说就外汇储备总量而言科威特算不上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那我们就来看看日本。当年日本举国上下沉静在“日本可以说不”意淫之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一度超越了美国。恰恰是在这之后，1993年，日本央行开始大举扩张外汇储备，当年外汇储备较上年异常激增39.17%。此前，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曾连续萎缩四年。之后，这一情况再也没有出现。

　　向前400年当中的至少380年里，经济学家一边倒地认为，主要得自于贸易盈余的外汇应当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历史学家证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所动用的流动性几乎与其同期得自贸易的流动性一样多。日本在登上人均国民收入世界第一的宝座之间也是如此。其实，中国在2003年之前同样大致如此。

　　在本国人均国民收入尚处在较低水平的情况下过早地启动外汇储备扩张政策，好比自己还没有吃上肉却贪图富裕邻居家里的肉汤。结果，原本是应当用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流动性却流到富国的碗里，在耽误国运的同时虽然勉强喝了别人一口洋味十足的肉汤，却付出了外汇储备不断贬值的惨痛代价。此是后话。

　　败笔之二：强制结汇

　　强制结汇是外汇严重短缺的产物，其主旨是强调外汇资源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当外汇市场不再稀缺之后，强制结汇制度岿然不动。毋庸置疑，强制结汇的结果是全额官方储备，这是2003年之后国内外汇储备过度扩张的重要工具。

　　许多学者知道，日本央行的官方外汇储备额一直小于民间外汇储备。以2006年3月为例，日本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为8520亿美元，而民间拥有的外汇流动性多达3万亿美元。何以如此?答案是外汇储备绝非有利无害，其中最大的风险无疑来自汇率波动。糟糕的是，自欧元诞生后，加上日元的崛起，如今是人民币国际化，强势美元已成为昔日黄花，美元及欧元的贬值成为外汇市场波动的主趋势。

　　风险及痛苦是可以测量的。虽然央行从未公布过外汇储备贬值损失，但自2005年以来，伴随人民币升值与外汇储备与日俱增，外汇储备的贬值损失当以数万亿人民币计量。据我几年前的预测，如不加以改革，未来10-15年，官方外汇储备的贬值损失累计会达到甚至超过15万亿人民币。

　　败笔之三：时机错误

　　有了上面的铺垫，这一点很好理解。日本战后大部分时间维持360日元=1美元的所谓布雷顿森林平价汇率。之后，日元汇率先后经历了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兑换窗口，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985年广场协定及1987年罗浮宫协议等多次重大事件的打击。到1993年，日元汇率升至100日元=1美元。不言而喻，日本央行自1993年开启的外汇储备扩张政策是选择在日元升值目标基本实现之后，而不是之前，或之中。相对防范外汇储备贬值风险而言，日本央行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

　　对比之下，国内外汇储备的加速扩张起始于2003年，是在2005年人民币升值周期之前。随后的外汇储备扩张全然是伴随人民币升值实现的。这就铸定之后成为败笔的劫数。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汇率波动反映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比较格局的演变，因此不是作为单一的一方所能决定的。不久前，“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妄想破灭了。再往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中国经济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货币政策的确需要超前意识，但不能因此轻蔑了实事求是，忘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训诫。所谓“过犹不及”，只要时机错误，再好的政策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其中的道理怕是连中学生都明白。

　　败笔之四：央票对冲

　　大凡央行扩张外汇储备都会产生一个连带后果，即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持续的官方外汇储备扩张，以及持续地注入流动性，早晚会产生刺激宏观经济的效果。作为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在经历了10年负增长，日本经济在30年前告别“伊奘诺景气”之后，终于自2002年开始步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谁能说这与日本央行的外汇储备扩张政策无关呢?

　　从这一点看，国内历时12年的外汇储备政策是一个十足的“另类”。先是以发行央票全额对冲外汇占款，在央票无以复加之后，再用快速提高的存款准备金加以对冲。结果是因外汇储备扩张而产生的外汇占款丝毫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事到如今，这等于给当今中国经济最高决策层出了个大难题：要降低存准率吗?那就必然抛售外汇储备，随之而来的将是抛售外汇储备所引发的人民币升值以及由此加剧的贸易困境足以抵消宽松货币所产生的所有正能量。虽然克服这一难题的办法有很多，但难题就是难题，道理如此，岂容视而不见。

　　顺便说一句，那种将过犹不及的“预见性”并粉饰为“最高明”的货币政策类比华佗他哥再世的说法，不值一驳。(本文来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