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調整存貸比計算口徑，放松存貸比考核指標的嚴格程度，并推進修訂法律的工作 ]

 

　　銀行存款流失的狂瀾難以抵擋。截至9月末，16家上市銀行的銀行存款總額為75.62萬億元，較今年中報的77.13萬億元，減少了1.51萬億元，降幅達1.97%，其中，有13家銀行存款減少。

 

　　受金融脫媒的沖擊，存款“流失”已勢不可擋，有關調整存貸比的呼聲又起。業內專家認為，應調整存貸比計算口徑，放松存貸比考核指標的嚴格程度，并推進修訂法律的工作。

 

　　存貸比已經過時？

 

　　上市銀行三季報顯示，截至9月末，16家上市銀行的銀行存款總額為75.62萬億元，較中報的77.13萬億元，減少了1.51萬億元，降幅達1.97%。其中，13家銀行存款下降，其中工行存款減少3884億元，交行存款減少2594億元，中信銀行存款減少1775億元。

 

　　受制于流動性管理的商業銀行，已經游走在監管紅線邊界。從五大國有銀行的存貸比情況來看，截至2014年9月末，建行、中行、交行存貸比分別為72.02%、71.65%、73.92%，已逼近75%監管上限；工行、農行存貸比分別為68.1%、63.28%。

 

　　在這種情況下，取消和調整存貸比的呼聲又起。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存款增速已明顯跟不上貸款增速。存貸比考核越來越難以符合以市場化為導向配置資源的原則，逐步取消是大勢所趨。”在存款偏離度考核下，銀行仍難改變追逐存款的行為。在這一監管政策下，銀行存款吸收難度增加，不排除階段性存款增速進一步放緩、負債成本難以有效下降，從而限制信貸投放能力的可能性。

 

　　事實上，對商業銀行實施存貸比考核已近二十年。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下稱《商業銀行法》）將存貸比納入商業銀行考核指標，存貸比不得低于75%成為一道監管紅線，針對當時銀行資產負債表是一個比較科學合理的指標。

 

　　二十年間，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查閱多家上市銀行財報顯示，在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端主要表現為：現金及存放央行款項、同業存款、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買入反售金融資產、股權投資、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款項；而在負債端表現同樣較為多樣：吸收存款、央行借款、同業借款、拆入資金、衍生金融負債、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款等款項。

 

　　“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存款占負債端比重越來越小，貸款占資產端比重越來越小，存貸比調整、補充、完善的時機已經到了。”華夏銀行發展研究部戰略室負責人楊馳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存貸比已不能準確地反映銀行業真實的流動性狀況。”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因為銀行的業務已經不再局限于單純的存款和貸款，資金來源和使用多元化，存貸比甚至對銀行發展形成約束。

 

　　曾剛表示，存貸比是一種簡單易行、低操作成本的監管辦法，但并不適用于所有銀行業。存貸比適用于以存貸業務為主的小銀行，而綜合化經營、創新業務多元化的國有大行及股份制銀行需要更全面的指標。為此，對中國銀行業流動性管理參考了國際最新監管標準。

 

　　從監管政策看，2013年1月發布的《巴塞爾協議Ⅲ》對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引入了流動性覆蓋率（LCR）和凈穩定資金比率（NSFR），在此基礎上，中國銀監會于2011年發布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將強制性流動性監管指標調整為流動性覆蓋比率、凈穩定資金比率、存貸比和流動性比率。

 

　　自今年3月1日起，《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下稱《辦法》）的正式實施，規定了流動性覆蓋率、存貸比、流動性比例三項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提出了多維度的流動性風險監測分析框架及工具，規定了流動性風險監管的方法、手段和程序。

 

　　楊馳認為，如果嚴格按照《辦法》執行，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將處于可控范圍之內。而且，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和內控水平較二十年前顯著提高。

 

　　“商業銀行希望能放寬存貸比口徑，因為這一指標限制了銀行的放貸能力，也提高了經營成本，特別是受金融脫媒的沖擊，商業銀行負債成本進一步提升，從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情況看，也不利于支持實體經濟的要求。”楊馳說。

 

　　調整存貸比計算口徑

 

　　近幾年，全國“兩會”上關于《商業銀行法》修訂的提案議案紛至沓來，修法已經提上日程，調整存貸比正是其中一部分，但立法程序仍是長期過程，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市場不等人。我國銀行業經營環境、業務模式、資金來源已經發生變化，部分商業銀行面臨資金來源穩定性下降，資產流動性降低，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加大，流動性風險隱患增加問題，對存貸比調整有著強烈訴求。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均認為，短期內，受到《商業銀行法》的“約束”，完全廢止存貸比指標并不現實，但是對存貸比統計口徑進行調整和補充十分必要。

 

　　曾剛認為，立法和口徑調整是并行的，長期來看，需推動《商業銀行法》修訂關于存貸比考核的要求，同時，根據市場和創新需要，監管部門對存貸比進行口徑調整，以更好地適應市場發展。

 

　　“調整存貸比計算口徑總的原則在于，來源穩定的資金均可計入存貸比分母。”楊馳表示。

 

　　“降低分子，擴大分母”是曾剛給出的調整思路：存款端增加穩定性較好的金融工具款項，比如同業存款、同業存單、創新類金融產品等主動負債工具，其流動性接近于存款性質，可計入分母；在貸款端比如再貸款、小企業專項債等與資金來源相匹配的貸款應從分母中扣除。

 

　　楊馳建議，從流動性管理角度看，存貸比應不做具體的數值限制，或者在未來《商業銀行法》修訂中保留存貸比的監管指標，但不設定具體數值要求。“在經濟上行期，存貸比限制可以緊一些，在經濟下行期，存貸比的數值可以放得寬一些，靈活掌握。”

 

　　曾剛發表了類似看法，認為應逐步放松該指標考核的嚴格程度（如調整考核期間、考核辦法以及罰則）或逐漸將其改變為一個參考指標（不做強制性要求），以減少強制考核可能導致的各種扭曲。

 

　　曾剛建議，針對不同的金融機構要實行分類監管。大銀行監管向新巴塞爾協議方向發展，使用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監管指標，小銀行使用存貸比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