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兩年后，中日兩國首腦借著APEC場合舉行了會談。其實，這是可以預期的，當11月7日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在北京舉行正式會談，雙方達成處理中日分歧和發展中日關系的四項原則共識后，APEC上演習近平和安倍的會見也就水到渠成。

 

　　周一，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從中國媒體的報道來看，習近平在會談中主要強調了歷史和軍事安全問題，未直接提及釣魚島，習指日本只有信守中日雙邊政治文件和“村山談話”等歷屆政府作出的承諾，多做有利于增進同鄰國互信的事，才能同亞洲鄰國發展面向未來的友好關系。安倍則表示，日方愿意落實雙方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將繼續堅持以往歷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認識，并在會后對隨行記者團透露，為避免偶發性沖突，建議應盡早建立日中海上聯絡機制，即海事熱線，兩國為此“將展開具體工作”。

 

　　某種程度上，習安會及之前確立的中日四項原則共識，是今年APEC會議取得的一項最重要成果，對中日兩國而言，它甚至比APEC會議本身還重要。

 

　　中日四項原則共識的內容包括：一是雙方確認將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繼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二是雙方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系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三是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四是雙方同意利用各種多雙邊渠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它使得中日朝著改善關系方向邁出了脆弱但寶貴的一步。

 

　　中日關系在上世紀70年代末建交后走過一段蜜月，但在共同的敵人蘇聯消失后，兩國關系開始進入一個不穩定的發展期。隨著中國崛起，中日關系注入了新的內涵，但也孕育著新的矛盾和沖突，并在2010年的撞船事件后急劇惡化。此后不久，兩國都換了民族主義色彩更鮮明的領導人，致使雙方的矛盾和對抗進一步升級，兩國關系墜入冰點，雙方領導人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里未能正式見面，在國際場合也僅限于寒暄，這在和平時期是極為罕見的。

 

　　兩國關系的惡化，雖然有許多偶發因素，但根源在于兩國的結構性矛盾。簡單地說，雙方都要成為“正常國家”。中國借著崛起態勢，要恢復歷史上在東亞的主導地位；日本則要擺脫戰后體制的束縛，成為一個政治大國。對于這種結構矛盾，雙方都有一個調整和適應過程。不過，相對來說，日本可能更艱難一點。因為雖然中國在大部分歷史時期都領先于日本，但現實是，中國自近代以后就落后于日本，一度這個發展差距越拉越大。在這100多年里，日本建立起了對中國巨大的心理優勢，幾乎涵蓋所有方面。可是到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突然間就超越了日本，并在短短四年間，中國的GDP就相當于日本的1.9倍。隨著經濟崛起而來的是軍事的快速發展以及民族主義的復蘇。昔日的“東亞病夫”眼看就要重新成為東亞霸主，日本國民是很難接受這一現實的。借著美國重返東亞，日本整體上也出現了右傾主義，要求突破和平憲法，重新武裝日本以抗衡中國，這種國民心理和思潮在日本輿論和政壇占據主導地位，最終導致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和歷史問題上向中國發難，刺激中國民意反轉。

 

　　現在兩國政府達成四項原則共識，總算是在歷史關鍵時刻，恢復了理性：意識到再這樣對抗下去，將會兩敗俱傷，因而各退一步。但相對來說，應該是日本讓步大一點。早前，日媒曾傳出安倍為APEC中日首腦會晤定下三點主張，（1）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2）但已知曉中國有自己的主張；（3）力爭花時間通過對話解決問題。從四項原則共識來看，核心問題還是關于釣魚島的。四項原則共識首次用了中方的“釣魚島”一詞，并且認為釣魚島存在爭議。雖然釣魚島存在爭議似乎不等于釣魚島主權存在爭議，但在中方看來，它其實就是釣魚島主權存在爭議的意思，只不過在文件中這樣表述，可能是出于方便安倍政府對國民解釋的考慮。

 

　　對比三點主張，安倍政府這次不但不再堅持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這個說法，而且也沒使用“尖閣諸島”這個日本稱呼，在雙方政治文件中承認存在爭議，也打破了日本長期堅持的不存在主權爭議的立場。如果按照日本的三點主張與中方會談，不但中國不可能答應，根本反映日本毫無誠意。因此，四項原則共識的達成，可視為日本從原先的強硬立場后退，這個讓步其實還是有些大的。

 

　　安倍政府之所以有這個后退，原因自然是日本有求于中國。一段時間來，安倍為謀求同習近平會晤，想了很多辦法。從常理看，既然某人有求于人，當然在事關他們的問題上，求人者要先讓步，這也符合邏輯。現在的問題是，安倍為什么急于同習近平會面。深層原因恐怕還在于兩國長期的高強度對抗，對日本失要大于得。在中國崛起背景下，日中交惡一個直接后果是日本不可能繼續分享中國崛起成果，而且長期為自己樹立一個假想敵，對日本安全也是一大威脅，不利于日本的長遠發展和整體國家利益。日本前不久借助日中對抗已經完成了自衛隊的海外集體解禁權這一重要任務，沒必要繼續對抗下去。另一方面，背后也有美國因素。美國雖然希望中日適度緊張，但并不愿看到兩國擦搶走火，否則，就會把美國拖下水。當然，在APEC會議上達成共識，也與安倍政府的民意下降有關。安倍近來遭遇到了其執政以來的最大信任危機，連續發生內閣高官辭職事件，這使得安倍急于在外交領域有所建樹，而僵化的日中關系就是一個最好的突破口。

 

　　但中日對抗并非只對日本不利，對中國也同樣不利。中國學界一直在討論日本是否會第三次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這個命題本身就反映了中國對中日對抗將會把中國拖入困境的憂慮。此外，中美矛盾是中國當前面對的一大隱患。無論中國是否有挑戰美國霸權的意圖并且是否做好了相應準備，持續的中日對抗只會使日本完全倒向美國，一旦中美矛盾惡化，或者日中發生戰爭沖突，中國面對的不是單個日本或美國，而是美日同盟，以中國現有力量，是很難同時跟美日同盟抗衡的。所以，中日對話與和解是雙贏之舉，不存在誰得誰失問題，同時，也有利東亞秩序的構建，避免東亞國家選邊站，對維護東亞和平有重要意義。

 

　　2006年，剛當選日本首相的安倍第一站出訪選擇了中國，提出了同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系”的設想。2012年，安倍第二次當選日本首相，卻在訪問其他49個國家后才造訪中國，時隔八年的再訪從一個側面反映中日關系的起伏和波折，正如安倍自己所說，“回到了戰略互惠關系的原點，邁出了改善關系的第一步。”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雖然這次習安會和四點原則共識的達成，在近年的中日關系中是一個重要突破，但不能因此幻想中日關系一夜之間就得到改善，這里最重要的是管控分歧，積累互信，相向而行，不挑起新的紛爭，約束國內各自高漲的民族主義。否則，中日關系還會陷入麻煩。

 

　　（作者鄧聿文，知名專欄作家，中國政治觀察者，致力于中國的改革和轉型研究。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