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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命運交叉城堡中的作家

2014-11-11
来源:中國新聞週刊

  很少有人像賈平凹一樣,單純因為寫作而獲得如此大的名氣,況且在20年前,他就已經盛名傍身卻也毀譽參半。他的作品一直關注著轉型期的中國,無論是書寫歷史還是直面當下,都是如此。這一次他的新作《老生》仍然寫了中國四個重要的轉型期,寫出了那些時代轉軌背後的變換與無常。

賈平凹。圖/CFP

  原標題:賈平凹:命運交叉城堡中的作家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陳濤

  本文首發刊載於2014年11月6日發售的《中國新聞週刊》總第683期

  這段時間,陝西省作協主席賈平凹的主要工作是開會。

  10月15日這一天,賈平凹要去魯迅文學院舉辦的“文學陝軍新梯隊”小說研討會,“這幾年省作協一直在抓年輕人的創作,這次有八個陝西青年作家集體亮相”。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但在從西安來北京的路上,他被通知還有個更重要的中央會議要他參加。“也不知道什麼會,反正是文藝方面的會。我還以為是瞭解文藝界情況的會,或者是個通氣會。”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通知時間特別緊張,就去了。”

  10月14日到京,他只能跟魯迅文學院那邊說,他得去後面這個在人民大會堂的會議。第二天去了,“才知道習近平要到人民大會堂作重要講話”。那就是日後廣為人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與會的有72位全國文藝工作者。

  會議結束後,習近平與大家握手,到賈平凹這裡時問他“有沒有新作?”賈平凹說,“我剛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長篇小說。”習近平說:“好啊。你以前的書我都看過。”

  10月下旬,賈平凹還得忙在北京大學舉辦的這本新書的發佈會,並接受媒體的輪番採訪,隨後又得回西安忙其他會議。

  “解放前、土改、‘文革’前後、改革開放。”點上香煙,賈平凹坐在下榻的賓館房裡談起《老生》裡的四個故事,“這四個階段基本上是社會轉型期,像路在拐彎處,容易發生很多事情,車過來要開小心一點,不然容易翻車。”

  當代社會轉型為賈平凹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給作家提出了很大的擔當”,他不斷書寫農村的人和事,以及城市化進程中的底層民眾和知識份子。這個時代是一個“命運交叉的城堡”,作為受爭議的當代作家,他自己也處於轉型社會當中,賈平凹的寫作與生活也在那座“城堡”之中。

  他是“著名的病人”,同時也試探著時代的病脈。

  開會

  因為寫小說,賈平凹經歷過被批判,也拿過不少文學獎項。他愛收藏,在西安的工作室“上書房”裡擺滿各種石頭,他愛畫畫和書法,也明碼標價賣過字畫。但對於這段時間的“主業”開會,其實他“哪兒都不想去”,但作為領導,他不得不去。

  比如這一次的“文藝座談會”。“開頭要安排七個人發言,我後來從七個人的發言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該說啥,個人有個人的看法那麼樣地說了幾句。大家主要聽總書記說啥。”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我當時也不知道該說點啥,也不能很高興地說‘哎呀,你還看我的東西’之類的,只能說謝謝了。說幾句就過去,七十多人被你一人說過去那就把事件耽擱了。”他說。當然,和誰說話,他都是說陝西話,他不會說普通話。

  “我努力學過普通話,舌頭發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兒的一字步,有醋溜過的味兒。普通人才說普通話,後來想,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我也不說了。”他曾在散文《說話》中提到。

  開完中央的文藝座談會,賈平凹當天坐動車回西安,列車員還找他要簽名。賈平凹回到西安後,在省作協也召開了學習文藝座談講話的會議,“兩個時期的兩位領袖講到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或許是產生好作品、大作品的最基本條件。”

  然後,他還得再次返回北京,參加24日、25日在北師大舉辦的“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事實上,10月24日在上海舉辦的“作家的歷史,歷史中的作家”研討會也邀請了賈平凹。

  “後面這個最早跟我說的,我都答應要去,但後來莫言又通知我。”賈平凹說,“為啥莫言這個會我必須參加,因為我是北師大的駐校作家。再一個,我和莫言個人關係比較好,開會我不來也不好。”在北京,還有他自己的新書發佈會,中間只隔兩天,“如果去一趟上海再回來太勞累”。這就是如今,作家賈平凹每日生活的常態。

  上海那個會這也是作家熟人叫去,沒啥任務就是聚一聚,到嘉興去轉一兩天。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年輕的時候基本上都不出來。但是這樣吧,也有它的弊病,能專心寫一些東西,慢慢就不會交往了,我覺得也不好。後來吧,你不來不行了,比如說我是陝西作協主席,你不來不像話嗎,失責任呐。”

  “有時就得逼著你出來,實際上按我這個心性,我哪兒都不去。”賈平凹又補充說。

  “老生”

  早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天,當時莫言突然給賈平凹發了個電報,“讓我去西安火車站接他。那時我還未見過莫言,就在一個紙牌上寫了‘莫言’二字在車站轉來轉去等他。”等了一上午,莫言因故沒到西安。

  在散文《說話》中,賈平凹曾回憶那個上午他沒說一句話,“好多人直瞅著我也不說話”,迫不得已他問了一個人列車到站沒有,那人先把賈手中的紙牌掉了個個,“現在我可以對你說話了,我不知道。”賈平凹才醒悟到紙牌上寫的是“莫言”二字,“這兩個字真好”。

  多年以後,莫言文學館門口的對聯都是出自賈平凹之手。“莫言為中國文學長了臉,應該學習他、愛護他。”賈平凹在研討會上說。

  實際上,和莫言等當代名家一樣,賈平凹的老家陝西省商洛市的棣花鎮也為其打造了故居之類。“故居那邊在打造一個古鎮,現在基本上弄好了,國慶時開始對外開放了,現在變成了一個旅遊點,來的人特別多,也挺好的。”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莫言快60歲了,而賈平凹已過60歲,上世紀80年代成名的很多作家已然是“老生”。

  新作《老生》,這是賈平凹給自己的壽禮。書中的唱師貫穿主線,其年齡模糊,大概活過了百歲,“年齡最老,他是個老生,從戲劇角色裡看也有‘老生’,很蒼老的感覺。”賈平凹解釋說,“而具體到各個故事裡,人名也取一個‘老’字和‘生’字。”

  賈平凹喜歡兩個字的書名,從小說《浮躁》《廢都》《土門》《秦腔》,到近年的《古爐》《帶燈》,甚至散文集也多是兩字書名。他覺得這樣“厚重”,“窗前一輪明月,天邊一道風景線,我最反對這種表面上有詩意,其實毫無東西的。”賈平凹說,“我最多有三四個字的書名,也是偶然為之。兩字給人一種好記又讓人捉摸不透的感覺。”

  “作品不要單一的指向或者簡單討論是與非,人生和人性的東西,無常的東西,從這個角度考慮得多一些。”賈平凹談起新作中的四個故事以及那個貫穿全書的唱師。

  第一個故事,寫老黑、匡三、李得勝等在秦嶺的遊擊隊起義,最後匡三活了下來,官至秦嶺地區總司令。第二個故事,寫土改、劃成份、成立人民公社,王財東被劃為地主被批鬥,其妻玉鐲被幹部玷污,曾經的佃農白土娶了玉鐲,兩人出走並終老于首陽山。第三個故事,寫風樓鎮書記老皮和一個青年墓生下村開展革命工作,“反革命分子”張收成和苗天義被送去改造。第四個故事寫當歸村的戲生和蕎蕎兩口子如何致富,挖當歸,農產品打催長素,老皮還幫忙製造“老虎照片”事件,以及最後寫到瘟疫的蔓延並毀了這個村。

  自始至終,人死了,唱師都會去唱陰歌,而《山海經》摻雜於全書。這個視角去講故事,也隱含了作者在背後的“全知全能”,因為超越了時間和空間,“你不知道他活了一百歲還是一百二十歲,也不知道是哪個種族、哪個村子的人,因為地主死了他在唱,貧農死了他在唱,遊擊隊死了他也在唱。他超越生與死的東西,他才能比較真實地看待這一段歷史。”賈平凹說。

  “朋友圈”

  賈平凹喜歡寫農村題材,誠如他自己寫到的自傳性長篇散文《我是農民》。今年8月底,他還在《人民日報》發表過署名文章《讓世界讀懂中國》。

  他深知目前中國社會處於大轉型期,“在這個年代,中國是最有新聞的國家,它幾乎每天都有大新聞。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現象對人類的發展是有啟示的,提供了多種可能的經驗,也給中國作家提供了寫作的豐厚土壤和活躍的舞臺。”

  被大眾熟知的拍成電影的《高興》,裡面的劉高興是賈平凹的初中同學。出版於2007年的該書寫的是新世紀後進城務工人員的底層生活。賈平凹特地去拜訪過很多拾荒者。

  賈平凹有時也和朋友去終南山拜訪隱者,“那裡面修行的人特別多,我也認識一些,但是我認識的更多的是廟裡的,就是正兒八經出家的和尚。”

  賈平凹是個足球迷,世界盃、歐洲杯、國足、女足和省裡的足球都看,也寫過評球的文章。賈平凹喜歡收藏,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收藏各種漢陶罐、各種石頭、木雕、玉、珊瑚,應有盡有。他寫的散文《醜石》還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而他最奇特的一個收藏當屬各種盜版的《廢都》,累計收藏了60多個版本。

  以前,因為他的名氣,也總有來索要字畫的朋友。他後來發現有人要字畫的目的不純,比如會拿去送禮給領導。1996年時他乾脆寫了個“潤格告示”,自己賣字畫,比如“字斗方千元”。如果沒有會議,他至今保持的寫作習慣是上午八點到工作室“上書房”,寫到11點過吃飯、睡午覺,下午之後訪客就陸續來了,其中也有聊收藏的,或買字畫的。

  賈平凹成名於上世紀80年代。最初他寫的是中長篇小說以及散文,1987年,賈平凹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商周》,寫的就是老家商周地區在80年代初期鄉村的淳樸生活。而第二年他再發長篇小說《浮躁》,斬獲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也被譽為奠定他在中國文壇地位的作品,該書以農村青年金狗和小水的感情為主線,描寫改革開放初期暴露的社會問題,“浮躁”一詞展現的是打破封閉的躁動。

  “我特別喜歡陝西作家賈平凹的書,在臺灣只看到了平凹的兩本書,一本是《天狗》,一本是《浮躁》。我很崇拜他,他是當代最好的作家,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臺灣作家三毛當年來大陸時對記者這樣提及賈平凹。

  三毛讓人轉告賈平凹,有新書了,一定得寄給她。賈平凹就去郵局寄了四本。“今生閱讀三個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禺,一位是張愛玲,一位是您。”三毛在給賈平凹的心中直言不諱地稱後者為“當代大師”。1991年1月1日夜,三毛寫了回信,賈平凹後來才收到,但三毛已于當年1月4日在醫院自殺。這一年三毛本計畫還會到西安,讓賈平凹找自行車帶她在西安逛逛,然後去商周地區轉轉。

  雖然與三毛一直未曾謀面,但她的死對賈平凹打擊很大,他寫下了散文《哭三毛》和《再哭三毛》。而次年,賈平凹在西安的好友,作家路遙病逝。“想起在省作協換屆時,票一投完,他在廁所裡給我說: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倆的票比他們多!他然後把尿尿得很高。”賈平凹在散文《懷念路遙》中說。

  賈平凹的好友中也不乏文學評論家,與謝有順合出過一本對話錄,又比如和他交往甚好的李星、雷達、白燁等,也有這次出席新書發佈會的陳曉明、李敬澤。當然,陳曉明等人在1993年用很短的時間合編了一部批評、討論賈平凹的書,叫《廢都滋味》。2009年,《廢都》解禁,評論界再次重新評價了這部“奇書”。

  2005年時,賈平凹的《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這是陝西作家中繼路遙《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白鹿原》之後的第三部獲獎作品。2007年9月,賈平凹從陳忠實手中接過了省作協主席的職務,從此不得不開始了頻繁會議和活動。事實上,那次換屆後,在各界發來祝賀和記者造訪時,賈平凹剛剛在老家棣花鎮給母親辦完喪事。

  轉折

  “賈平凹在文壇一直是一個比較受爭議的作家。”《高興》《古爐》《帶燈》以及《老生》的責任編輯孔令燕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他也提過好多次,《廢都》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候,這麼用心寫了一部作品,一開始還是覺得是一部奇書,非常暢銷,在文壇定位也是好的,後來風向一下子轉了。一個人在大的變化和衝擊面前,整個人的狀態也是很不好。”

  《廢都》是賈平凹繞不過去的一部作品,盜版銷售甚至超過千萬。賈平凹喜歡給自己的小說寫後記,但這本書只有海外版有後記,《真正的文學不是幻想,而恰是身邊之事》,該書的出版本身已成當年的文學事件,這也讓賈平凹看清了文壇的各種怪像。

  “書不讓賣了,人的狀態很差,出版後的那段時間他一直在生病住院,具體到生活中都不太好。如果沒有盜版,《廢都》還都沒法傳播。”孔令燕說。

  1993年10月,在呈現出“洛陽紙貴”的百萬正版銷量的4個月後,主管部門以“格調低下,夾雜色情描寫”的名義查禁了《廢都》。批評家雷達在《當代作家評論》上發表了《心靈的掙扎》,學者許紀霖在讀書上發表了《虛妄的都市批評》,易毅在《文藝爭鳴》上發表了《<廢都>:皇帝的新衣》。另外還有諸如《失足的賈平凹》《廢都之謎》《廢都廢誰?》《多色賈平凹》等消費此事的書籍出版。

  評論家雷達曾說,《廢都》寫出了“某些知識份子在文化交錯的特定時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機。”

  孫見喜是賈平凹在西安的朋友,同時也是最早為賈平凹寫傳記的評論家。在《廢都裡的賈平凹》中詳細介紹了賈平凹在頭一年夏天至春節時的寫作狀態,以及在出版後,賈平凹在大眾視線中消失的那段時間。那段時間,賈平凹身體很差,生病住院。

  事實上,在出版之前國內已有十幾家出版社爭奪《廢都》版權,1993年3月初,批評家白燁帶著這部手稿到北京,交由北京出版社的田珍穎,並敲定同時由《十月》雜誌同步發表。“一為友誼,一為信任。”後來賈平凹如此說。因為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因為《晚唱》等作品受到批評時,《十月》雜誌卻頂住壓力繼續刊發賈平凹的作品,那時正值“反自由化傾向”和“清除精神污染”。

  7月24日,賈平凹在北京王府井書店簽名售書,以一個小時簽400位元的速度簽了一下午,書店裡堵滿了記者和讀者,當晚央視的《文化生活》等也播放了賈平凹簽名售書的盛況。但後來風向一轉,也就只有盜版,甚至在西安街頭出現了高價書。

  10月底,賈平凹回到西安,肝病復發,住進了西安醫科大附屬醫院的幹部病房,甚至還得用化名“龍安”以避麻煩。

  寫作《廢都》的前後,賈平凹的生活一直不順,1992年11月,還在寫作該書時,他與原配夫人韓俊芳離婚。賈平凹去了耀縣,然後又去了戶縣寫作,也有朋友勸解重婚。據孫見喜記錄,兩人在西安南大街街道辦事處領離婚證時,韓俊芳問工作人員,“人家一般都填什麼原因?”

  工作人員說,“一般是情感破裂。”“那我們還沒破裂。”韓俊芳說。工作人員叫兩人還是回家繼續過日子吧。最後賈、韓兩人商議,決定這事不拖下去,又對工作人員說,“那我們破裂了。”

  “偶然性”

  賈平凹和韓俊芳是一個村子裡的,一個在村那頭,一個在村這頭。那個時候前者還叫賈李平,村裡人叫他小名“平娃”,在讀大學時,他乾脆改名叫“賈平凹”。後來賈平凹又娶了第二任妻子郭梅,同樣也生了一個女兒。

  “忙得要命,我從來就沒給小孩兒開過家長會,或者小孩兒病了在醫院,我都沒去過,都是家裡老婆子幹這些事情。”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早上起來小孩都走了,我回來她都休息了,嚴格意義上講就不是一個好的父親,好的丈夫,也從來不陪老婆旅遊啊逛街啊。”不過掙來的錢,那還得交給老婆打理。

  賈平凹寫不過不少散文,其中不乏寫到過初戀,也有各種感性的小文章,甚至早期的小說也常寫男女青年。2004年,《賈平凹長篇散文精選》獲得過魯迅文學獎,1989年《愛的蹤跡》獲得首屆全國散文獎。事實上,他還是散文雜誌《美文》的主編。

  “散文本身這個載體形式,不如小說影響大,他也一直在寫。”合作多年的編輯孔令燕還編過賈平凹2011年出版的長篇散文《定西筆記》。

  “《空白》去年還再版了。”賈平凹在賓館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這是他唯一一部詩集,曾在1986年出版過。

  他也清楚,如今的讀者“其實喜歡讀好玩的,簡單的,不讓人費腦子的”,“但我覺得這種閱讀只能適合一部分人,就比如飯菜,有的是速食,拿陝西的肉夾饃說,你拿著可以吃,走著也可以吃。”賈平凹也看過很多青年作家的小說,比如郭敬明的書,賣得好的都看過。

  事實上,賈平凹在大學時,最初開始創作是從寫詩開始,覺得寫得不成氣候,又寫小說。

  他常說自己也是偶然性被推薦上大學。“因為我那個出身也不好,教師的父親被劃為‘反革命分子”,我屬於是‘可教育好的子女”,那個時候誰要是說一句話,就不推薦你了。很偶然,命裡該上大學,但第二年基本上就不行了,都是縣上領導的子女被推薦。”賈平凹回憶說。後來,是他的初戀女友把上大學的名額讓給了他,賈平凹才有機會走出農村。

  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那個年代走出農村還有一條路,就是參軍,比如莫言。賈平凹也想過參軍,但是自己是平足,被刷下來了。

  1971年4月,賈平凹走出了秦嶺,告別了生活19年的農村,到了西安城南的西北大學就讀中文系,“從此由一個農民搖身一變成城裡人”,這是“翻天覆地的一次突變”。

  正在聊的時候出版社的人開始搬來了一堆《老生》的新書,也搬來了曾經獲得茅盾文學獎的《秦腔》,讓賈平凹簽名,這些都是為了做活動準備的。他坐在桌子旁,認真地對著一堆名單一次次把要簽的內容寫上扉頁,又簽上自己的名字。

  做完這些,當天下午,他就得坐飛機趕回西安,“事務都排到了11月下旬”。他無奈地念叨。

 

[责任编辑: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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