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中美都有意探索構建一種能適應彼此利益和關切的地區安全架構，美國雖然嘴上不說，但也逐漸意識到，只是一味強化自身同盟體系勢將引起中國的不滿和反制，從而挑動軍備競賽，深化兩國在該地區的安全困境。

　　在中國借助APEC北京會議積極營造“主場外交”的強烈氣氛之下，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再度舉行。

　　2013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結束訪問拉美國家後，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加州舉行史無前例的莊園會晤，習主席就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提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14字箴言。一年半之後的此次元首會晤，也恰逢中國本屆中央領導集體執政兩周年，而“新常態”已然成為透視其內政外交方略的核心語彙。實際上，在中國積極重塑自身國家身份、中美雙方推進各自內外變革的大背景之下，兩國關係也在悄悄地進入一種新常態。

　　美國商界還在“適應期”

　　11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的演講中，首次明確、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大特徵，即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更多轉向創新驅動。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有望超過吸引外資的數量，這意味著中國資本走向全球的步伐在迅速加快。預計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到1.25萬億美元。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貿易結算單位和投資保值手段的國際化進程也在持續推進，今年前九個月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總量增至創紀錄的4510億元，而2013年全年只有3760億元。中國進出口銀行在短短兩年內約發放6700億美元信貸，超過美國進出口銀行在過去80年間所提供的各類信貸總額。按照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做出的最新預測，中國將在2021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考慮到經貿關係長期以來一直在中美關係中發揮“壓艙石”作用，中國經濟格局和地位的新變化將為兩國關係鋪陳最為重要的新背景，不少人開始擔心中美“經濟脫鉤”的風險。一是“中國出口、美國消費”的模式趨於變化，兩國在經濟上的競爭和摩擦日益增多。二是中國或不再繼續大量購買美國國債，正如耶魯大學教授斯蒂芬·羅奇所言，過去十餘年中國對美國國債的巨大胃口讓美國不必擔心自己的巨大赤字。三是美國在華企業感到自己在中國的日子不像過去好過了，中國美國商會的近期調查顯示，60%受訪美企認為自身受歡迎程度下降，近90%的企業對中國展開的反壟斷調查和執法感到擔憂。美國歐亞集團總裁、紐約大學教授佈雷默稱，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35年之後，外國企業正變得可有可無，中國正以其不同于歐美的市場監管方式在全球商業領域挑起“新冷戰”。

　　顯然，美國人對於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不適應感相當強烈，而美國商界也在持續要求奧巴馬政府對華施加更大壓力。未來確保中美經貿關係雙贏的鑰匙，在於兩國儘快達成雙邊投資協定。這幾乎是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兩年會見美國客人時總會著重強調的。中國在美投資從2000年基本為零增至2013年逾200億美元，但在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僅有1%左右，且很多投資項目由於過於嚴苛的“國家安全審查”而流產。美國在華企業則希望衝破市場進入和投資壁壘，特別是要求放寬對服務業的限制，加大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在奧巴馬此次訪華前夕，50多位美國商界領袖聯名致信白宮，呼籲將雙邊投資協定列為總統的重點議題，呼籲兩國政府儘快完成協定文本的談判。中美加大相互投資不僅可以使經貿利益的捆綁更為緊密，還將為兩國社會和民眾之間更為深入的交流與交融創造條件。

　　尋求在亞太的互動新規

　　隨著美國持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中國外交進一步聚焦周邊，防止兩國在該地區的互動從相互競爭演變為惡性對抗的任務更加緊迫。面對美國“重返亞太”，中國變得越發自信與從容，所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既不低估我們自身在該地區擁有的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優勢，也要對美國偏袒盟友、混淆是非的過分言行予以必要的敲打。

　　在安全上，中美都有意探索構建一種能適應彼此利益和關切的地區安全架構，美國雖然嘴上不說，但也逐漸意識到，只是一味強化自身同盟體系勢將引起中國的不滿和反制，從而挑動軍備競賽，深化兩國在該地區的安全困境。此外，“管理盟友”也漸成美國的棘手難題，如何既保持對中國的必要威懾，又避免被日本、菲律賓等盟友牽著鼻子走，陷入一種“尾巴指揮狗”的窘境，這其實也是讓美國決策者感到頭疼的問題。

　　習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舉行的亞信會議上提出新亞洲安全觀，呼籲搭建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強調“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同時也表示“歡迎各方為亞洲安全和合作發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至於如何切實緩解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亞太同盟體系之間的緊張感，降低中美雙方發生誤判和出現戰略意外的風險，需要兩國努力制定出務實、管用的一套互動規則。在此次“習奧會”前夕，中美兩軍已就“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正式簽署諒解備忘錄，目前正加緊磋商“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

　　在經濟上，中國對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談判的態度已經從最初的緊張拒斥轉變為樂觀其成，明確表示TPP可以和中國較贊同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並行不悖。中國在此次APEC會議上全力推動的“亞太自貿區”(FTAAP)進程旨在避免區域經濟一體化過度碎片化，説明地區國家應對“選擇的困惑”。當年力推美國政府重拾TPP策略的重要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專家近期在《架橋太平洋》一書中，提出應以中美自由貿易與投資協定為途徑，破解亞太經濟合作機制多頭並進的難題，構建更加包容和高效的地區經濟秩序。

　　合作應對新型國安威脅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新意”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雙方需要合作應對“新型”的國家安全威脅，包括氣候變化、網路安全等。氣候變化問題有望成為此次“習奧會”的一大亮點。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能源消費國，中美兩國溫室氣體排放占全球排放總量的一半。氣候變化不僅對環境生態構成重大威脅，還將給全球經濟、安全形勢帶來越發顯著的負面影響，直接導致各國對糧食、水資源、航道等的競爭更趨激烈。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總司令洛克里爾海軍上將近期在大西洋理事會發表演講時表示，受氣候變化因素影響，2013年全球80%的自然災害發生在亞太地區，氣候變化正成為亞太地區長期安全所面臨的最大威脅。

　　在國家安全威脅這一層面之外，空氣污染等問題已經使越來越多的中國普通民眾感受到氣候變化、環境退化所帶來的挑戰不再是遠在天邊，而是近在眼前，甚至成為日常生活中的最大煩心事。

　　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近期公佈的資料，今年前三季度我國煤炭消費同比下降約1.2%，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煤炭消費首次出現下降。但如想實現中國碳排放早日達到峰值的目標，我們還需要在能效提高、低碳基礎設施建設、可再生能源開發等方面獲取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技術支持。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也有望成為全球能源技術和產業發展的領袖，與美國合作推動全球經濟的能源基礎結構從“高碳”轉向“低碳”，從而彰顯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

　　此次中美元首峰會，重要的是扭轉雙邊關係在某些領域下滑的不良態勢，並借此向外界重申雙方繼續努力構建新型關係的決心，給中美關係一個在各種艱困挑戰之下“再出發”的動力。敏銳、準確地把握雙邊關係的新常態，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常講常新、久久為功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