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讀懂大時代裡的中國政治
勢頭不減
徐駿作(新華社發)
交卷
蔣躍新作(新華社發)
推進
徐駿作(新華社發)
從十八大召開到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其間正好隔著整整兩年時間。
從轟轟烈烈的“打虎拍蠅”反腐敗，到自上而下覆蓋全國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從“立規矩”的“八項規定”，到“建章立制”的各種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從描繪宏偉戰略藍圖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這兩年的時間裡，中國政治發生了太多深刻而徹底的變化。
如果要讀懂這兩年裡中國政治的變化，那麼有兩樣東西必須準確把握。其一，是中國政治變化的內在邏輯，那就是改革。其二，是中國政治變化的預期目標，那就是十八大上提出並一直奮鬥至今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把握住這兩樣方向性和根本性的東西，才能理解過去兩個“大破大立”的政治年份。
01重拳反腐：為改革鋪路
在剛剛舉行的APEC第26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發佈的一則消息引發了外界的關注：會議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APEC反腐執法合作網路，在亞太加大追逃追贓等合作，攜手打擊跨境腐敗行為。
和前些日子正在進行的“獵狐2014”專項行動一樣，這張海外反腐大網的張開，也標誌著中國的反腐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若要選擇過去兩年中國政治發生的最令外界印象深刻的事件，相信很多人會給反腐投上一票。
據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以來落馬的中管幹部，已經達到55名之多。其中，對周永康、徐才厚、蘇榮等一批腐敗高級幹部的查處，更是印證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腐敗問題毫不手軟的決心：“無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
而如果細究這55名“大老虎”的職位分佈則可以發現，在查處的高官中，不僅有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高級幹部，也有“地方大員”;有軍隊系統的巨貪，也有央企內部的蛀蟲，還有紀檢監察系統的“自己人”;不僅在位的高官要查，退休的、退居二線的腐敗高官也要查。
對待“老虎”不手軟，對待“蒼蠅”也不放過。因為相對於“老虎”的位高權重，“蒼蠅”職位雖低，卻是老百姓“身邊的腐敗”。僅2013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就受理了超過120萬次的檢舉控告，在最終立案調查的案件中，共處分了超過18萬名黨政幹部。
不誇張地說，自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風暴，其力度可謂近30年來最大。而這種不區別對待、不遮掩護短的手法，也讓民間流傳的一些所謂政治“潛規則”不攻自破。
“反腐主力”中央紀委自然成為這場風暴中的“風暴眼”。這個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掛帥的機構，十八大以來一直“很忙”。他們不僅提供了上面大多數的反腐資料，而且還挑起了巡視的重擔——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無論速度還是力度，中央巡視組都讓“巡視”這一中共的傳統制度煥發出了空前活力。
以如此大的力度持續了兩年的反腐敗，是否到了“見好就收”的地步?
當然不是。10月24日，王岐山說，“這僅僅是新的開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永遠在路上。”
那麼，反腐敗究竟是為了什麼?
在法國路透社看來，中國反腐的不斷升級，是為了“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利好中長期改革推進，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相呼應”。持類似觀點的美國經濟學家則表示，在這種“高調反腐”的背後，中共高層的目光著眼點在於“真正的制度改革”，因為“中國長期的經濟健康迫切需要這些改革”。
而在更熟諳中國政治的國內政治學者看來，反腐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官場政治生態的改善。而要讀懂這種政治“新常態”，則必須把反腐和兩年來的作風建設放在一起“對讀”。
02作風建設：不斷引向深入
在同一個時間段裡，中國的最高領導集體分赴大江南北，下沉至中國政治的最基層治理結構——縣、鄉鎮、村莊，和最基層的普通民眾坐在一張床上談天說地，聊他們最關心的糧食生產和生活難題，聽他們對黨和政府的意見和建議;同一個時間段內，中國各省、自治區、市的主要領導，在一場名為“民主生活會”的政治場合內相互“開炮”，指出自己和對方在日常工作中的缺點與不足……
類似的場景，自上而下地遍佈了從中央到基層的層層黨組織。這場歷時一年半多、極具“中國特色”的政治活動，叫做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前，習近平主持了這場活動的總結大會，明確指出“活動收尾絕不是作風建設收場”，“把作風建設不斷引向深入”。
熟悉中共黨史的人會自覺不自覺地將它和70多年前中共還未執政時期的“延安整風”運動相提並論：同樣是針對作風問題，同樣祭出的是中共賴以生存的“群眾路線”。
從革命黨到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一個又一個的執政難題。在這個有著濃厚憂患意識的政黨看來，如十八大所言，全黨面臨的危險有很多，包括“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而其中，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群眾的危險”。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一旦脫離群眾，不僅將直接影響到工作方法、工作內容，更可能滋生作風問題和腐敗問題，更將直接動搖執政黨的立身之本、執政根基。
只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才能讀懂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為何從履新之始就強調作風建設。
2012年底公佈的“八項規定”，看起來不過是很簡單、很平常，甚至很“生活化”和“口語化”的內容：出行不封路、輕車簡從、簡化接待、精簡會議、改進文風……但就是這樣簡單的“八項規定”，卻在中央領導同志的帶頭執行下，成為了深刻改變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硬杠杠”。
甚至可以說，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對“八項規定”的“加強版”與“擴大版”，因為“八項規定”中否定的內容，都可以歸納進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所反對的“四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
兩年來的作風建設成果如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副明鏡。餐飲業的從業人員發現，以往以公款消費支撐的高端餐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十幾家白酒行業的上市公司市值一直在縮水;老百姓發現，以往“高大上”的高端酒樓紛紛放下架子開始做平民餐飲，以往逢年過節時的“天價月餅”、“天價煙酒”紛紛開始價格“跳水”;感受最深的公務員隊伍，則發現以往那些“不是事兒”的事兒開始被管束、被通報：公車私用、公款旅遊、公款送禮，甚至是上班玩遊戲和打瞌睡……每一個以往已經習慣了的“習慣”，都被列入了紀委的“黑名單”。
正面，是“八項規定”和反四風的條框;背面，是中紀委不間斷的以時間節點為抓手的“曝光台”和“處分令”，以及媒體和民眾24小時的監督。兩年來，中共的作風建設，雖然讓一些人哀歎“為官不易”，但贏得了絕大多數民眾的叫好和支持——這種“向自身開刀”的做法，彰顯的是執政黨對自身問題的清醒認識，以及“刮骨療毒”的勇氣和決心。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偉東看來，和反腐敗一樣，中國兩年來的作風建設，其目的也是建設政治的“新常態”：讓規則成為打敗“潛規則”的力量，讓支撐經濟增長的力量更為健康，讓整個社會的風氣和秩序得到好轉。
而這一切的目的，都在於“為改革鋪路”。因為說到底，改革需要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需要更加完善和健全的環境，需要規則意識，也需要一支精幹的、能領導改革的幹部隊伍。
03新規頻出：改革風向標
有人說，十八大以來的兩年，每年都是“禁令之年”，給黨員幹部隊伍不斷戴上“緊箍咒”。
而據本報梳理，兩年來，僅中央層面發佈的新規就達到30多條，平均每個月都有新規設立。
比如工作方面，有對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有包括差旅標準、公務接待在內的工作內容的規定，有清理辦公用房、停建樓堂館所等對工作場所的規定，也有對幹部提拔等政治生態的規定。而在生活方面，中央層面的新規則更加“事無巨細”，包括婚喪嫁娶、領導幹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等“細節”問題，都囊括在內。
“從小事小節上嚴格查處和規範，對黨政幹部也是一種愛護。這是在整肅整個官場的作風和紀律。”楊偉東說。
除了新規，兩年來，中國政治的另一個顯著變化就是機構變化。統籌全域、跨部門和機構、靈活多變的“小組制”，成為外界關注中國政治的另一個風向標。
2013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任組長，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任副組長;此後，從省到市到縣，這一不同層面上領導全面深化改革的機構紛紛成立，成為一個垂直的高配置“改革系統”。
與全面深改小組一樣引發關注的，還有同期中央政治局研究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置、2014年2月成立的“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和3月成立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理由是相同的：這幾個中央層面的新機構，均由習近平親自掛帥。
在許多專家看來，這種高層次、具有權威性的機構，其目的就在於破除改革進入深水區後可能遇到的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包括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與企業利益等。換句話說，新機構的設立，其針對性是非常強的：傳統機構設置難以解決的、但又確實極為重要的問題，都交由高級別的“領導小組”這一“改革之矛”來予以破除。
比如“國安委”這一制度創舉，就是針對當前中國面臨的日益嚴峻的安全威脅所成立，其委員會的成員則涵蓋黨政軍，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安全力量;要在軍隊系統展開反腐和整頓，也需要新的權威機構指揮運行。
而這種機構設置鮮明的問題意識和改革指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
2013年12月，小組成立;1月，小組即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敲定了小組的工作規則、機構設置等問題。到目前為止，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該小組召開了六次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是關係到改革的全域性、根本性問題：財稅改革、戶籍改革、司法改革、農業改革、科技改革、高考制度改革……從“取消農業與非農業戶口區別”，到選擇上海作為司法改革的試點，從調整國企“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到“政府部門主要負責科技計畫的宏觀管理，不再直接具體管理專案”，每一項關係重大的改革措施，背後都有這一領導改革最高機構的身影。
04依法治國：正全面推進
觀察中國政治，剛剛過去的10月是一個合適的時間橫截面。中國兩年來政治變化的重要議題，都在這個月裡有濃縮的體現。
10月1日國慶日，習近平再次強調將目標凝聚到“中國夢”上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會議，繼續討論改革的重要議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落幕，總結一年多來的作風建設;十八屆四中全會，完成反腐後的高層人事調整，並且勾勒出未來中國的宏偉法治藍圖。
毫無疑問，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四中全會。
十八屆四中全會萬餘字的《決定》、180多條具體改革措施，讓很多法學界人士都感覺一時難以“消化”。這份法治中國的綱領性檔，不僅重申了執政黨對憲法和法律的尊重，更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的層面進行了詳細改革部署，所涉範圍涵括立法機關、政府、司法機關和全社會，體現出“共同推進”的依法治國思路。
因為依法治國，從來就不只是執政黨和政府的事情，而是需要全社會和全體民眾共同遵循、共同追求的信仰和規則。
外界對四中全會有許多不同的期待。在美國，《紐約時報》撰文表示，“中國向著現代法治體系邁進的種種變革並不是‘做樣子’，而是反映了中共領導層認識到推進法治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依法治國對社會穩定起到的作用”，“中國的法治改革前景值得期待”。
而新加坡《聯合早報》則將目光聚焦在司法體制改革和反腐制度化上，認為這是“本次會議的兩大亮點”，也是“觀察中國未來走向的一個重要指標”。
法國廣播電臺則看到了法治對中國經濟的作用：“中國未來反腐將是場持久戰，而且更加制度化，這有助於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持類似觀點的是香港的《南華早報》，他們援引耶魯大學教授史蒂芬·羅奇的話稱，“推進法治旨在排除改革重組中的既得利益干擾，避免地方政府權力的分散和濫用導致的資源錯誤配置和扭曲激勵機制。”
在中央的表述裡，依法治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對照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第五個現代化”的提法，就可以看出，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依法治國將是重要一環。無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龐大而深刻、複雜而困難的系統工程，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一“基本方略”將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產生系統性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