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超載、車輛超載，都因有巨大安全隱患被社會廣為關注，作為救死扶傷的機構，大醫院超載現象也已引發擔憂。“醫院超載是無法卸掉的重擔。”中南大學湘雅醫院院長孫虹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解決大醫院“超載”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大醫院“超載”隱患重重

 

　　大家都抱怨醫患關系緊張、“看病難”，但容易被忽視的是醫療機構“超載”運行問題。大醫院不堪重負，雖貌似運轉正常，甚至還“略有結余”，但這都建立在醫務人員超負荷勞動的基礎上。以湘雅醫院為例，3500張編制床位，按規定應配備6000多名醫務人員，但現在加上編制外人員和臨時工僅有不到5000名職工，缺編1500人~2000人。發達國家要求一張病床配備三四名護士，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床護比高于13，而中國醫院的床護比是10.39，差了近10倍。但若參照國外標準配備人員，全國的公立醫院大多會大幅度虧損。

 

　　孫虹認為，“看病難”主要存在于水平相對較高的大型醫院。為此，湘雅醫院想了許多辦法，如推行自助服務、完善臨床路徑、優化就醫流程等，近幾年還增聘了約2300名醫務人員。即使這樣，應付3500張病床、8000人次~1萬人次的日門診量和大量基層幫扶工作，仍顯得捉襟見肘。“一旦自有資金不足以支撐人力成本，醫院就不可能再加人了。”

 

　　醫院“超載”帶來諸多惡果：大醫院患者多，排隊時間長，造成“看病難”；等候時間長，醫患溝通時間短，容易造成患者不滿；更嚴重的是影響醫療安全。在西方國家，醫生為一名患者看病至少花費15分鐘，半天最多接診24名病人。但在我國，大型醫院醫生半天平均接診50名病人，最忙時甚至達80名~100名。病人抱怨“排隊3小時、看病3分鐘”，而門診醫生甚至沒時間上廁所、喝水，不少醫生抱怨苦不堪言。將患者交給勞累不堪的醫生是否安全，值得擔憂。

 

　　住院醫生與病人溝通時間相對門診醫生多，但以湘雅醫院為例，全院3000多名住院病人，僅有不到1000名醫生提供醫療服務，還要“三班倒”。孫虹認為，現在需要思考，醫生到底給病人多少時間，才能保證醫療質量；任何一家醫院，無論公立還是私立，都要考慮醫院的荷載量。醫院“超載”與車輛超載的危害同樣嚴重，亟須引起重視。

 

　　質量容量都有待提升

 

　　如何破題大醫院“超載”？孫虹認為，應從提高基層醫療水平入手，讓百姓有多渠道的就醫選擇。“中國的醫療機構看起來很多，但真正能解決疑難重癥的并不多，縣級和縣級以上醫院應解決疑難重癥，大多數鄉鎮衛生院只需應付一般病癥。”

 

　　孫虹認為，某家醫院達到最大服務容量后就不應再收病人，就像客運車輛，坐滿了還讓乘客上車，那是對全體乘客的生命不負責任。“解決這個問題，要么增加醫院數量，要么增加醫院容量，增加醫務人員數量。要有衛生經濟學測算，明確區域內醫院應承擔的醫療服務量和自身的服務容量。如醫療資源不足，醫院容量有限，國家就應該加大投入，補充資源，或放開民營醫院建設；另外應擴充原有醫院容量，補充人員。”孫虹說。(下轉第2版)(上接第1版)

 

　　孫虹認為，發展民營醫院能解決部分醫療需求無法滿足的問題。“中國開放醫療市場、鼓勵民營醫院建設時間不長，任何新興行業都有市場培育期，一家醫院的培育期至少5年~10年。目前，民營醫院尚處于成長期，再過10年或更長時間，才會和公立醫院平分秋色。”

 

　　夯實基層是治本關鍵

 

　　從解決“超載”的角度，如何提高基層醫院的醫療水平？

 

　　“辦法很多。”孫虹認為應“三管齊下”，“首先，加強基層醫療人力資源投資，特別是對醫務人員要有激勵政策；其次，落實住院醫師培訓，實現‘全國一盤棋’；再次，促進大醫院幫扶基層醫院，結成縱向醫療聯盟，其間要有經濟分配杠桿。”

 

　　不同級別醫院對學歷有不同要求，形成了人員分流。例如，本科生基本不可能進入湘雅這樣級別的醫院。每年醫學本科生約有1/3沒當醫生，部分進入藥械行業。很多人進不了大醫院，但又因為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發展前途等原因，不愿意到鄉鎮醫院工作。

 

　　基層醫療這盤“棋”能不能盤活，政府投資取向、激勵政策很重要。政府長期投入資金支持基層醫院，決策非常正確，但不應只限于硬件，還應重視人力資源建設。要給基層醫務人員相對較高的收入，激勵高水平的醫生到基層去，穩定原有技術人員。有了人才，醫院才能提高實力，促使業務量增長、人員收入增加，自身具備“造血”能力。

 

　　醫院發展好不好由高水平的醫生決定，怎樣留住他們，除了精神關注、生活關心，最直接的是收入。“基層醫務人員的基本底薪和績效部分至少應該是11的比例，甚至12。鄉鎮衛生院醫生的收入要達到或接近當地縣醫院主治醫師的平均收入水平，才能留住人。”孫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