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越來越難以自持的尊嚴和堅硬的現實，一些“雙非家庭”開始醞釀逃離香港，卻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難題。

　　尊嚴的喪失和高昂的費用讓許多“雙非家庭”萌生退意，卻陷入陸港兩地戶籍壁壘的夾縫中，一邊是“退不得”，一邊是“進不了”。

　　為了讓孩子從“香港中國人”轉回“內地中國人”，粱楠甚至計劃讓孩子移民東南亞小國再移回中國，但依然碰壁。

　　粱楠只剩下為孩子造一個“假身份”的方法，但她可能面臨因為這個不存在的孩子而繳納計劃生育罰款的窘況。

　　2013年5月，在兒子多多當了近六年香港人後，來自湖北的梁楠和丈夫張侃，決定撤回原點——讓孩子做回內地人。

　　這意味著，他們不用再擠在香港狹窄的出租屋，也不用為高昂的生活費焦慮，更不用忍受“北佬”的汙蔑。他們將在深圳一套160多平米的公寓內開始新生活。

　　僅僅在兩三年前，梁楠的這個想法是不可思議的。“讓孩子成為香港人”曾是眾多冒著生命危險“沖關”生產的“雙非家庭”(夫妻均非香港居民)動力源泉。至今，“雙非嬰兒”數量已超過20萬。

　　長期以來，這些極富冒險精神的父母認為，在經濟更為發達的香港，他們的孩子能獲得更優質的教育和更豐厚的福利，從而有更光明的前途。

　　2012年以來，隨著“蝗蟲論”等事件的爆發，陸港民間矛盾進一步激化，在港“雙非”家庭再一次成為眾矢之的，這些新移民被醜化成資源搶奪者。

　　一股試圖由香港退回內地的“離港潮”由此醞釀。2013年3月，香港入境處表示，該處接到多宗雙非父母“如何取消子女的香港永久居留身份，以取得內地戶口”的求助。

　　香港媒體在一則名為《離港力》的報道中描述這些父母的困境——“我不想做香港人，可以嗎?”

　　事與願違的是，他們都與梁楠一樣，發現退回內地比當年擠進香港還要艱難。

　　夢想漸成雞肋

　　6年前到香港“闖關”(臨盆前沖產房)生子的記憶，仍時常在梁楠腦中躥出來。

　　混亂的腳步、人聲，救護車的鳴笛，鄰床的呻吟，偶爾交錯南腔北調的普通話，還有新生兒此起彼伏的哭聲。她甚至記得接過丈夫排隊等號兩小時辦好的嬰兒出生紙時，紙張劃過指尖的聲音。

　　這種慘烈赴港的記憶，在2013年5月初的一個清晨再次浮現。此時梁楠正坐在香港上環的茶餐廳裏咀嚼紅腸公仔面，一則升級版的“雙非”闖關新聞正在電視中播報——香港政府今年落實雙非“零配額”政策後，內地父母開始經從菲律賓迂回入港生子。

　　在過去十多年裏，數以萬計的“雙非孕婦”都前仆後繼地進行著這種玩命的冒險。就在2013年3月，一位懷有雙胞胎的內地孕婦沖進香港浸會醫院急症室，羊水已穿且胎水渾濁，一胎頭向上，另一胎頭向下。

　　穿越了生死線並誕下一個健康的男嬰後，原本是職業女性的梁楠2010年辭職做全職陪讀媽媽。她目標很簡單：讓孩子讀香港最好的學校。

　　很快，她發現這“並不簡單”。她為孩子選了一所位於港島的幼稚園，以便“更易升入優質中小學”，但代價是每年10萬港幣的學費和每月至少4萬港幣的花銷。作為內地普通中產，梁楠漸感入不敷出。

　　梁楠還發現，香港的最好教育多在國際學校，這些學校大多拒收“雙非兒童”，除非買校債。“那也就是說，能接受怎樣的教育，問題不在於是否港籍，歸根結底還是錢。”梁楠說。

　　“雙非”孩子的激增讓這個彈丸之地不堪重負。2012年，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數據，和多多一樣3歲左右的“雙非”兒童已由2003年的709急升至2.98萬，9年間激增41倍。學位緊張等負面效應凸顯，陸港沖突不斷升級，“蝗蟲”事件成為標志性高峰。

　　排外思想正在抬頭。香港人在本地論壇發帖“面對內地人不斷蠶食、鯨吞，來生不做香港人”，一個國際社交網絡中號召“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頁面也獲11萬香港人響應。

　　在喧鬧的2012年，梁楠被一本叫《劏房小孩》(劏房：房中房)的“雙非兒”自傳感動得落淚。作者樂仔是來自廣東清遠的第一代“雙非”童。他在書中傾訴了成長之路上揮之不去的卑微感——他害怕說話，擔心口音;害怕坐車，坐錯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來;害怕做事，怕“不懂規矩被別人用‘大陸仔’來標簽”。

　　由於生活的重負，他從未出過香港，最想去看看的遠方是朝鮮。“不知道那裏有沒有歧視呢?”樂仔說，“我一度不想做香港人，卻又回不去家鄉。”

　　梁楠聯想到自己兒子多多的命運，感覺當初為之追求的一切逐漸成了雞肋。一次多多在幼兒園被夥伴欺負了，他哭著回來問梁楠：“媽媽，我到底是哪裏人?”

　　如此困境，即使往返深港兩地跨境讀書也無法化解。姚媽媽就是其中一位。

　　“看不下去了。寶寶每天清晨睜眼還是深圳人，舟車勞頓後變身香港人，晚上再變回來。保姆車費快貴過學費，很多港校以無供車服務為由拒收‘雙非’——路上被水客搶道，步步驚心，還得謹防在幼稚園中被當成‘北佬’欺負。”

　　2012年2月，香港集中爆發“蝗蟲論”，排斥“雙非”家庭

　　戶籍壁壘、“夾肉餅”。

　　梁楠開始為孩子鋪設“退路”——讓孩子以港籍返回內地讀書。新難題卻接踵而至。

　　2012年9月，深圳市落實公立小學不收港澳生的政策，向“雙非”兒童關閉大門。私立學校的學位由此變得供不應求。

　　“錄取小學生的比例是10∶1，比高考還難。”一位李姓媽媽說。她還在深圳一所私立學校見過六七歲的孩子們手持各種獎狀證書排隊面試，深感殘酷。

　　2013年5月25日一場深港跨境學童論壇現場，多位“雙非”父母也向南方周末表示：“以往雙非孩子上公立學校，交‘贊助費’就可以，現在不行了，反而外籍或台灣籍孩子卻可以。”

　　梁楠感到意外，她沒有想到，阻攔兒子上內地學校的壁壘，竟是曾引以為豪的香港身份。這個曾經拼命以求的東西竟成累贅多餘，有人在論壇裏吐槽——“就像燙手山芋，食之無味，棄之不得”。

　　“那就徹底退出(港籍)吧。”梁楠打算。但事情卻變得更複雜，由於陸港兩地實行不同的戶籍制度。根據內地相關條例，一個自然人只能在一個地方登記為常住人口，即居港權與內地戶口不可兼有，一定要放棄其一。

　　梁楠前往派出所咨詢，被告知要為孩子上戶口“必須放棄香港身份”。香港入境事務處的答複是：香港居留權的原則是“一經擁有，永不喪失”，“香港現行法例並無放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條款”。

　　這成為一個難解的悖論。在香港，公民身份的確立實行“落地原則”，只要一出生就自然擁有且很難自由放棄，但內地的戶籍制度又執行單一戶籍原則，將這些“雙非”家庭推進兩難的境地。

　　“我們是真正的夾肉餅。”另一位家長在論壇中感歎。處於兩地夾縫的“灰色地帶”，“雙非”父母只得鋌而走險——既然需要內地戶口，與之沖突的香港身份又無法放棄，為了孩子，“不如兼得魚和熊掌，不擇手段讓二者並存吧。”

　　“原來中國籍是世上最難入的”

　　越來越多的家長和梁楠不約而同產生同樣的想法。在“深圳房網”、“生兒育女社區”、“眼界網香港生子版”幾大論壇中，雙非家長們無時無刻不在熱烈討論。只是情況已悄然發生變化。

　　以前，“香港生子攻略”、“赴港生產日記”等議題炙手可熱，不少像梁楠一樣抱著“香港夢”的主婦也一度從這裏獲取動力。

　　如今，她卻發現另一些議題在悄然“升溫”：有沒有人後悔去香港，如何給孩子上內地戶口，如何放棄香港身份等。即便是探討擇校問題，家長們也繞不開對戶籍議題展開一番辯論。

　　給兒子上內地戶籍成為梁楠一家最大的問題。丈夫張侃是生意人，往返於北京深圳。梁楠一周七日有五天在香港陪讀，剩下兩日，累計一日“折騰”在往返路上，過關、查證，幫親友捎帶港貨。最後一日，才能和兒子回到深圳家中。若碰巧丈夫出差，他們便與“異地”無異。

　　“現在我只想孩子能盡快拿到內地戶籍，一家團聚，回到原點。”梁楠說。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梁楠的新方案迅速“出台”：第一招是買房落戶，到深圳或京津地區。經過查詢，梁楠發現，執行多年的購房入戶政策深圳自2012年停止執行。

　　隨後，梁楠打聽到，天津有允許港籍人士全款買房給予“藍印戶口”的政策，她和丈夫都很興奮。張侃准備“咬咬牙買房，全家搬到天津”時，附加條件又如一盆冷水潑下來：限十八歲以上港人入戶，“雙非”孩童不可以。

　　第二招梁楠又打上了台籍的主意。依據深圳市的規定，外籍或台籍子女不僅可以進入公立學校，在私校就讀的也能獲得津貼補助。她覺得這是一條兩全其美的途徑，起碼可以以稍“正常”的方式回歸內地上學和生活。

　　通過朋友關系，梁楠花了一個月混熟了一個台商太太群。“當頭一棒”隨即而至。台灣朋友告訴梁楠，根據她兒子目前的情況，她最好先讓兒子移民到其他國家，再以旅居海外華人申請入台籍。

　　但也有問題，台灣男人要服兵役，多多是個男孩，梁楠又不舍得。

　　這個時候，香港身份又一次顯示了它的“頑強”。梁楠被台灣朋友告知，香港身份不會因為是否入台籍而失去。一個著名的先例是台灣籍作家龍應台，她就任台灣地區公務人員時，“為避免不必要的爭議”，曾主動提出放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並寄回身份證。香港方面表示“恐無機制處理”。也就是說，折騰半天還是個偽命題。”梁楠只好放棄，她覺得如果不完全撇清“香港身份”，多多回內地的其他計劃都不可能。

　　經過案頭研究，梁楠發現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依據《往來辦法》第十八條，港澳同胞要求回內地定居的可事先提出申請，獲准後可辦理常住戶口手續。然而這個條例主要“面向農村，面向小城鎮”和“年老在外無依靠”。

　　梁楠想了想，問：“年幼在外無依靠行嗎?”答複是：“不行。”

　　同樣止步於此的還有其他年輕新移民。十餘年前持單程證入港的家倫，迫於香港的房價壓力，希望回內地發展，同樣遭遇這樣的戶籍壁壘和種種悖論。

　　他對《明報》記者說：當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被母親帶來香港，現在卻喪失遷徙的自由，真是上船容易下船難!

　　當梁楠快要絕望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被告知“失去香港永居身份的唯一可能，便是失去中國國籍”，她仿佛看到最後的希望。

　　她開始轉向移民中介。一條極其“燒錢”，且更為“魔幻”的路徑鋪在她面前。

　　中介小姐給梁楠的建議是：作為“香港中國人”的多多要想變回“內地中國人”，可以先移民到肯尼亞、厄瓜多爾，或者菲律賓這些國家，運氣好的話，取得這一國證件的同時，她向香港政府申報兒子的國籍變更，便順理成章完成“合法取消香港身份”。

　　這時，成為異國公民一定時間後，多多就可以申請“移民”中國內地。從原點到原點，等於兜了半個地球。

　　然而，讓她崩潰的是，就算這樣兜了一大圈的“曲線”也可能無濟於事。中國實行的是世界上最嚴格的戶籍制度，不要說普通人，連著名影星成龍的兒子房祖名，經過多年嘗試也很難由美國籍加入中國國籍。

　　成龍因此曾在電視節目中感歎“原來中國籍是世上最難入的”。

　　隱形的孩子經曆了各種折騰後，梁楠被同樣是“雙非”媽媽的朋友許喬蘭稱之“已經瘋了”。“好不容易得來的香港身份，為什么要放掉?”

　　明明有不少“雙非”兒童在無法也不必放棄香港身份的情況下，順利獲得內地戶口——盡管，都是某種灰色路徑的結果。梁楠卻非要艱難地尋找“正規路徑”。她一一列舉自己考慮過的方案，幾乎構成一套“雙非孩子內地身份建造指南”。

　　嘗試遍了，剩下最後一招，是梁楠最不想用，也可能最逼不得已的方案——造一個“隱形的孩子”。

　　事實上是給多多造一個虛假的內地身份：改年齡，改名字，以及一個非香港出生的“出生證”。這個證的獲得有兩個途徑：一個是用關系和錢找醫院開，另一個是找造假證的。

　　這與許多同樣一籌莫展的“雙非”家長不謀而合。有家長甚至在論壇中討論具體的操作細節，他們形容為“一顆紅心，兩手准備”。

　　一旦出生證被查出問題，對策也被想好了——頂多是做一遍親子鑒定，父母是真父母，孩子也是真孩子，“即便查了也沒問題”。

　　有著良好教育背景的梁楠時常為這個做法感到不安。“我不是為了投機，為什么要去取巧?”“當初不斷逼自己去香港生，不就是想給孩子一個公正、美好的未來嗎?以後怎么和孩子解釋這一切呢?”

　　這個最後的方法，即使能成功為孩子入戶，也不得不時刻面對那個“不存在的老二”的問題。不斷有父母提出後續疑問：

　　一直用內地身份讀書的孩子，未來想重新啟動自己的香港身份申請留學的話——後者豈不是成了履曆完全空白的“文盲”?

　　是否會被要求為這個“不存在的孩子”繳納計劃生育罰款?

　　有一天被查出孩子的雙重身份，難道要為其中一個身份開“死亡證明”?那么，拿什么來證明唯一的孩子“死了”又“活著”?

　　有人還假想，如果孩子未來被卷入某個案件，需要“不在場證明”時，這個方案恰到好處會讓孩子“被消失”。

　　雖然這些“問題”並不會被納入香港特區政府應對雙非議題的考量，一位家長卻提出“問題”背後的假想：現存“雙非”兒童近二十萬，假如一半的父母都為其辦理這樣的“第二套身份”，2020年人口普查時中國豈不會因此多出十萬並不存在的“虛擬人口”?

　　梁楠沒有想更多，她只是記得五歲兒子問到“媽媽，我是香港人嗎”時自己不知如何作答的窘迫。自2008年夫妻二人讓兒子降生香港，到如今決定讓其離港“返鄉”，回到原點——六年就快要過去，他們卻再也“不知道原點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