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經舞台一周以來連續上演的APEC峰會、東盟峰會及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G20峰會，既凸顯區域與全球多邊經濟合作的重心向亞太加速轉移，亦在一定程度上將中國的國際責任感推向了新的曆史高度。

　　看舉辦峰會背後的邏輯，圍繞各自國家利益展開的博弈的議題，其實都是區域與全球治理需求和國家力量此消彼長之間的某種暗合。就APEC北京峰會而言，世人最關心的是中國力推的亞太自貿區(FTAAP)取得的有限與有效進展，峰會通過的北京路線圖，盡管在後續探索與實踐中會遇到顯而易見的阻力，但它已清楚地表明今天的中國不僅有意願而且有能力為亞太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與建設性主張。中國在此之前已向世界經濟棋盤提供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可供選擇的菜單，而且會陸續拿出上千億美元資金。這在美國眼裏，自然包含非合作性博弈與戰略擠壓成分。因此，美國在APEC峰會期間召集12國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密商跨太平洋(601099,股吧)夥伴關系協議(TPP)進程，既展現美國力推TPP的決心，也向中國表明美國不會輕易放棄在亞太政經格局的主導地位。

　　在東盟峰會及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上，無論是李克強總理宣布中國願向東盟提供100億美元優惠貸款，還是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以及中國願牽頭推進東亞經貿一體化進程，均彰顯了中國作為區域最大經濟體積極對外輻射經濟發展的正能量。

　　無疑，最具國際指標意義的還是G20峰會。中國這次宣布采納國際貨幣經濟組織(IMF)數據公布特殊標准，放棄了65年來的“特色中國”數據，融入今日世界。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創新發展方式、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以及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等三點主張，每一點都針對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諸多不平衡與複雜矛盾。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美歐日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盡管為促進經濟增長出台了名目繁多的內外政策，但無論是美國高舉高打但黯然收場的量化寬松(QE)，還是日本的“安倍經濟學”抑或歐陸與英國經濟算盤的同床異夢，並沒有將各自國家的經濟引領到可持續增長軌道上。發達經濟體的病灶存在於業已異化的金融體系中，如今，經濟振興杠杆要看新產業革命能否如期撬動。所以，美日真要紮實推進實體經濟的升級，就得盡早告別飲鴆止渴的經濟政策，尤其歐洲仍需進一步去杠杆化，擺脫福利經濟學浸潤已久的惰性，在有效整合彼此利益的基礎上，勉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有效對接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若能將中國的資本與歐洲的市場經驗與技術結合起來，或許將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歐洲早日走出經濟低迷狀態。

　　當然，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離不開既有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與有效治理機制的出台，對此，無論是作為秩序主導國的美國，還是既有國際金融秩序紅利共享國的歐洲與日本，都不能不面對新興經濟體的利益訴求。從推動全球經濟秩序變遷的內生性動力與約束條件的有效破解來看，全球經濟秩序變遷有可能在2020年迎來曆史性轉折點。作為促進秩序變遷的積極主導力量，中國不妨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合作機構為平台與力量杠杆，以舉辦2016年G20峰會為契機，爭取在協調與既有秩序主導國相關利益的基礎上，引領主要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再平衡、可持續增長及防范系統性風險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在此過程中，中國除了拿出真金白銀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搭建利益共享機制，更須謀求建立具有中國范式特征的全球治理體系。

　　中國牽頭搭建金磚銀行等多邊合作平台，既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嘗試向國際社會提供獨立於美國范式之外的經濟與金融公共產品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因為在這個越來越不確定、“以鄰為壑”泛濫的世界裏，國際責任感尤為稀缺和珍貴。6年後的2020年，如果中國GDP規模邁上20萬億美元台階，對外貿易總額越過8萬億美元門檻，年對外投資與資本輸出超過2000億美元，如果以金磚銀行、亞投行、上合銀行等為代表的公共產品行為邊界覆蓋全球，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一定會以建設性姿態與中國合作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根本性改革。

　　所謂體系變遷是由一系列事件合成的，既有秩序主導國一定會設置諸多阻力，牽制中國基於經濟實力成長的國際話語權擴大，類似今日俄羅斯那樣的油價持續下跌等國際戰略打壓局面或將不時上演。中國和東亞、東盟以及其他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合作同樣不會一帆風順。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經濟格局中，我們得設法保持經濟發展定力，盡快找到經濟增長新動力(310328,基金吧)，將經濟長期增長建立在依靠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驅動上;同時，在由貿易與制造業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邁進過程中，適時結合國際社會的現實需求，不斷推出惠及周邊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公共產品，這既是展現應有的國際責任感的需要，也是構建平等有序國際經濟秩序的內生性要求。（章玉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