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於落在了山盛高爾夫球場頭上。11月27日，這個占地超1000畝、毗鄰成都4A級休閒旅遊勝地三聖花鄉的球場，接到了停業通知，管理團隊面臨解散。

　　此前的11月21日，數輛鏟車和推土機進場，成都天府高爾夫球場被官方清鏟，成都地區整治高爾夫風暴自此掀起。

　　成都並非孤例。這一幕在北京、廣東、山東、湖北等省市亦頻繁上演。一場清理整治高爾夫球場的大幕，在全國迅速拉開。

　　政策“緊箍咒”源於一份官方檔—今年7月前後，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中央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發改社會[2014]1496號)檔。

　　該檔明確，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

　　按通俗解讀，“取締”就是直接關門;“撤銷”主要針對在建專案撤銷相關批准手續;“退出”是退出違法佔用的地塊;“整改”是球場針對違法違規的方面進行整改再驗收。在時間點要求上，取締類球場必須在2014年12月31日結束;退出和整改工作都必須在明年6月30日前完成。

　　據時代週報記者多方瞭解，本輪高爾夫球場整飭工作由中央最高層力推。這意味著中國高爾夫球場迎來了命運的節點，地方違建與國家政策長達10年之久的博弈將宣告結束。

　　10年來，我國高爾夫球場建設的提速期，恰恰與政策禁止期高度嚙合，新增球場超過400家。儘管有禁令，球場數量卻野蠻增長。在未來，如何規範引導高爾夫健康發展仍將是重要命題。

　　清理整治大幕拉開

　　最近幾天，觀瀾湖地產集團行銷總經理洪剛的手機響個不停。幾乎在第一聲鈴響，他就接起，不厭其煩地對會員、同行和媒體解釋，“退出不等於關門”。

　　11月10日，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徐少華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全省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工作會議，要求確保在12月15日前完成全省5家球場的取締工作，並要加緊開展退出、撤銷和整改類球場的相關工作，嚴格問責機制。

　　11日，深圳發改委發文，明確了深圳15家球場的清查範圍。深圳觀瀾湖等6家球場在退出之列，沙河高爾夫等9家球場須“整改”。

　　“我們的球場是上世紀90年代初興建並運營的，土地、環評、立項手續均在1993年中已取得，土地性質就是高爾夫球場用地。”洪剛對時代週報記者說，深圳觀瀾湖這次被列入“退出”的主要原因是，按照新修的相關規劃，部分球場地塊屬於二級水源保護區。

　　此前，湖北、海南、山東、北京等地已先後回應中央11部委的“清理整治通知”，對部分不符合政策的違規球場納入整飭範圍。湖北早在今年8月底，就對省內高爾夫球場進行清理整治，要求取締球場1個、撤銷1個、整改12個。這是自2004年禁建高爾夫球場以來，省一級政府首次以實際行動回應。

　　中央11個部委下發通知後，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的6部委就聯合召開電視電話會。這6部委將採取分頭和聯合等形式，重點督查全國違規高爾夫球場。

　　其中，發改委重點督辦頂風建設、弄虛作假的球場;國土部重點督辦違法違規占地的球場;環保部則重點督辦違法違規佔用自然保護區、飲用水源保護區的球場;住建部重點督辦違反城鄉規劃、違規佔用風景名勝區的球場;水利部重點督辦存在防洪隱患和違規取水行為的球場;林業部重點督辦違法違規佔用林地的球場。

　　在本輪重點督辦的取締、退出、撤銷的高爾夫球場中，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承擔督辦的有22個。

　　“這輪排查後不久，國土部有能力全面摸清我國高爾夫球場實際建設量。這項工作早在10年前就已啟動，但各個項目土地性質複雜，多個部門博弈，讓國土部無法確信以往任何一組資料。”國土資源部地籍司的一位元官員告訴時代週報記者。

　　按照上述官員的說法，清理整治工作正在進行當中，但長期的政策滯後，給這項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難，這些球場如何統計、歸類，合法與非法的邊界怎麼定，以後如何規範發展，考驗的是政府的執政智慧。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2004】1號文，要求各地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當年2月26日，國土資源部時任副部長壽嘉華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到目前為止，全國經過國土資源部審批的高爾夫球場只有10個。”

　　“這也就意味著，2004年以後新建球場都是違規球場。”崔志強對時代週報記者說，審批暫停，但一停就是十年之久;儘管有禁令，球場數量卻野蠻增長。

　　崔志強現任北京泛華新興體育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下海”前是原國家體育總局小球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國高爾夫球協會秘書長、副主席。據其介紹，目前行業內普遍採用的全國高爾夫球場資料來自深圳朝向管理集團的“高爾夫白皮書”—— 521家。

　　實際數量遠遠大於這一數字，以上白皮書稱，還有上千家練習場和在建或建成未營業的球場游離在統計之外。

　　而按唐高網的統計，我國高爾夫球場數量從2004年的178家增加到現在的585家，10年淨增超400家。一位對高爾夫旅遊頗有研究的人士則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在民間粗略統計中我國高爾夫球場約1200-1400家。

　　時代週報記者至今尚無法從官方拿到我國高爾夫球場數量的權威統計資料。

　　“有禁不止”的尷尬

　　“我國高爾夫建設經歷了鼓勵、限制和禁止三個階段。”崔志強說，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作為促進改革開放、引進外資的重要措施，高爾夫被引進中國，北京、深圳、上海、天津、珠海、中山等地陸續有球場建成，除了1990年9月開業的北京鄉村高爾夫俱樂部以外，當時其餘的球場都是外資投入建設的。

　　但詬病接踵而至，以抨擊領導幹部打高爾夫為發端，質疑“高爾夫是腐敗溫床論”漸成社會共識，政府的管轄隨之益發嚴厲，球場用地被納入限制性政策。

　　時代週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有關高爾夫球場的最早一道禁令，要追溯到1993年8月，當年國務院轉批國家計委檔規定為停緩建設、不宜新建。1997年5月18日，中央下發通知明確要求，禁止佔用耕地、林地和宜農荒地用於高爾夫球場和高檔房地產開發建設。

　　目前被廣為提起的禁建檔是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2004】1號文，要求各地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高爾夫審批大門自此正式關閉。

　　2009年11月，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6部門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高爾夫球場建設情況調查摸底;2010年，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住建部等7部委對高爾夫球場摸底。

　　2011年4月11日，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部委簽發特急的《關於開展全國高爾夫球場綜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成立工作組，將本地區所有球場名單及違規球場清理整治情況匯總，當年6月底前報國家發改委。

　　2012年，環保部會同國土資源部、水利部等，在全國地下水調查評估中，對高爾夫球場進行摸底……直到今年7月左右，中央11個部委再次下發“清理整治通知”。

　　然而，這些“摸底”調查，最終無果—無論有關各部委還是“高爾夫大省”，均無任何資訊公開。為此，今年5月新華社發表評論質疑：“一直在‘摸底’，一直摸不到底。”

　　“法令規章不停地發，執行力卻停滯甚至萎縮，其後果是嚴重的。”新華社評論援引高爾夫球行業資深人士說法表示，我國高爾夫球場建設的提速期恰恰與政策禁止期高度嚙合。

　　10年10道禁令難阻違規球場蔓延的尷尬。這在崔志強看來，最終是多輸結局—中央政府的權威受到挑戰，地方政府的信譽遭到質疑，投資商的利益亦受損。

　　“高爾夫球場屬於多頭監管，沒有哪個部門願意出面主抓這個事情。”崔志強說，近年來，未經審批的高爾夫球場在登記資訊中大都回避“高爾夫”字眼，往往偷換概念，以體育公園、生態園、休閒園、綠化專案、新農村建設等名義經地方政府主管部門審批建設。

　　國土部地籍司官員亦向時代週報記者坦承，多年來，高爾夫球場禁而不止，主要在於地方政府監管問題，當然也與以往政府檔和指令，以及各部門協調中的一些矛盾有關，“中央部委態度各有曖昧，國土部也不好跳出來當‘出頭鳥’。”

　　“一個高爾夫球場占地少則千畝，多則上萬畝，如何能獲得立項並運營?”長期游走于我國高爾夫活躍區域的高球教練譚毅向時代週報記者稱，“沒有地方政府的默許甚至支持，誰敢在禁令之下大規模建高爾夫球場?有了地方政府的庇護，投資商就有了迴旋餘地。一旦出事，由當地政府出面斡旋，甚至借機漂白。”

　　“遇到高爾夫違建，監管並非不在場，而是不敢管，不能管，管不住。”雲南昆明某國土局辦公室人士朱建敏對時代週報記者說，當地曾有一個案件國土部門執法100餘次而奈何不了，“我們去了他們就停工，一走又幹上了”。

　　“在雲南，有很多省裡招商來的房企巨頭或央企大鱷，地方行政部門要想對這些企業實施監管，無異於胳膊對抗大腿。”朱建敏說，行政執法部門“監而不管”的壞榜樣，會引發致命的破窗效應。

　　江蘇蘇北一縣政府招商部門高小姐告訴時代週報記者，高爾夫球場能為地方政府帶來不菲的經濟效益。一座18洞標準球場，投資至少1億元，建成後周邊土地價格至少翻倍，開業後即便按照10%的低稅率計算，每年至少也會有250萬元的營業稅收和會員費買賣帶來的1500萬元的一次性稅收，“領導大多政績要緊，對高爾夫專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能過就給過。”

　　而無論國企還是民企，在高爾夫項目建設中均有地產作陪襯。對開發商來說，高爾夫球場盈利狀況並不理想、甚至虧損，配套的房地產才是真正盈利點，比周邊地段項目溢價達三成。

　　反腐背景下的力度

　　崔志強很清楚，這一次動真格了，比以往來得都狠，“多年的雷聲大雨點小，一度讓圈內不少人有些麻痹，但現在都不那麼樂觀了，頂風作案和涉及耕地的，在本輪清理整治裡概不能免。”

　　事實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依法治國、確保政令暢通被提上重要日程。據時代週報記者多方瞭解，中央最高層力推了此輪高爾夫球場的整飭工作。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聯合印發的《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中也強調，嚴禁在流轉農地上建高爾夫球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稱，目前，國內高爾夫球場搞得太多，土地利用效率太低，與我國土地政策強調18億畝耕地紅線、堅決制止土地使用浪費的基調相悖。

　　前述國土資源部地籍司官員向時代週報記者說，與以往走過場、罰款了事的處理方式不同，這次清查整治高爾夫球場是國家整體行動，力度巨大，將堅決取締不合法存在的高爾夫球場，這也是與國土資源部上下的反腐決心成正比的。

　　“在中央大力反腐的背景下，土地管理方面出現的所有問題，作為監管責任方之一的國土資源部都會被追責。因此，國土資源部非常重視這項工作。”這位官員說，此輪高爾夫整治行動也與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保持一致，力度之大“史無前例”。

　　高爾夫屬“貴族球”運動，在球場頻頻違規建設的同時，誰在消費一直引發外界關注。事實上，高爾夫球已成紀委重點關注對象。

　　今年7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反腐三人談》節目中，中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處長方文碧談到海南前副省長譚力的落馬細節：譚被中紀委調查之前還在外省，由私企老闆陪同打高爾夫球。

　　在譚力之前，交通部綜合規劃司司長孫國慶因公款打高爾夫球，受到黨內嚴重警告;原藥監局醫療器械司司長郝和平因受賄罪入獄，受賄的3張高爾夫會員卡超過了50萬元;原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總經理唐若昕夫婦落網，腐敗目錄裡僅高爾夫會員卡一項就有百萬元。最典型的例證，是2010年浙江溫州的官員群體任職高爾夫協會事件，當地20多名現職副廳級至副處級領導幹部出任了高爾夫協會的領導職務。

　　今年10月，中紀委公佈中央巡視組對中糧集團的巡視回饋意見，提到“公款支付打高爾夫球費用等奢侈浪費問題突出”;審計署近日披露的央企審計報告也顯示，華潤集團公款列支高爾夫消費211萬元。

　　“在國內，高爾夫會籍卡入會費最便宜的10多萬，最貴的有200萬，每年還要交不等的年費，打一場球一般場地最低收費200多元，在北上廣則要2000元左右。” 江蘇蘇南某球場運營人士肖勁(化名)說，會員持卡有多少是自己掏錢辦的，這個不好多說，大家都心照不宣。

　　肖勁說，其實仍有不少退休官員擔任各大俱樂部的名譽主席、副主席等職務，但現在風聲緊，不太露面或乾脆辭職了，“在職領導避嫌，也不敢過來打球了;球場本身敏感，這個節點儘量少宣傳，免得撞槍口。”

　　幾個月裡，李曉峰簡直愁白了頭，他是北京五環外某球場的運營副總，多方壓力讓他倍感疲憊。

　　球場在近年越建越多，有限的打球人口使得球場經理人走上了價格競爭老路。家庭卡、不記名卡、訂場公司、分時度假卡等一系列促銷戲法，已讓他的球場生意冷清了許多，“去年以來，官員、國企等重頭客戶的減少，讓本就疲軟的營運收入更加步履維艱”。

　　危局中的希望

　　“每天即便不開業，也要一大筆開支，尤其是在水價瘋漲之後。”李曉峰說，今年5月1日起，北京市將高爾夫用水納入特殊行業水價管理，大幅上調高爾夫球場用水價格，用水價格從每噸61 .68元統一上漲至160元。

　　“按照調整後的水價，一個18洞的高爾夫球場水費每年平均近5000萬元。”李曉峰向時代週報記者透露，北京不少球場為省錢選擇去附近農家買水。而像北京遠郊的九松山高爾夫球場等因用不起水，一大片草地都變黃了，只能關門歇業。

　　高爾夫紮根中國的30個年頭裡，從沒有像2014年這樣冷清過。李曉峰沒想到，以往被形象比喻成“綠色地產 ”的高爾夫地產銷售，在地產和高爾夫兩大行業政策調整之下，躊躇不前。

　　此輪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讓整個行業“大兵壓境”。今年10月，300多位球場經理人齊聚山東榮成，商討未來如何救危圖存。華彬集團董事局主席嚴彬是高爾夫業界資深人士，他在會上就鮮明指出：面對目前形勢，特別是全國近90家球場面臨“關停並轉”，整個產業鏈都在遭遇嚴峻考驗，“如企業收購和改造步伐放緩或者無法進行，一些有年頭的高爾夫球場改造計畫要延後，對從事球場設計、施工等的企業也都是壞消息。”

　　崔志強對時代週報記者坦承，北京市政府對高爾夫球場採取高壓政策，除之前國家提出的嚴禁新建之外，也給續建、改擴建高爾夫球場堵上了大門，這對公司的高爾夫業務將帶來直接影響。

　　“對高爾夫球場的處理態度，這次政府的態度不再曖昧，堅決要求還原，原來是防風林的恢復防風林，原來是灘塗的恢復灘塗原貌。”一位元國土資源部官員向時代週報記者強調說，球場投資者的利益受損不是政府的不當行為導致，政府沒有賠償的必要。

　　“這次清查，我們沒有涉及耕地等問題，只有一些小整改，能熬過去。”李曉峰說最慘的是那些直接關門的球場，會員會費賠償等都足夠讓企業破產。北京觀唐高爾夫球場被剷除後，上百位會員登門向球場方索要會費。

　　海南一知名高爾夫俱樂部總經理李人帥向時代週報記者證實，目前他一些朋友的球場已被關閉並要求恢復土地原貌，“這些朋友在電話裡說到這些時，真的是哇哇地哭啊。”

　　安徽滁州琅琊山麓旁的冠景國際高爾夫球場目前已整體被叫停。投資商一紙訴狀起訴了滁州國土部門。滁州南譙區法院的消息顯示，訴訟理由是冠景不服國土部門要求其將高爾夫球場地塊整改至“恢復原狀”：“從土地投標到建設批復，我們冠景都經過合法審批。”目前該案尚未開庭。

　　遭遇嚴厲整肅的同時，一些高爾夫投資商也懷抱希望。據中央11部委檔，整改措施落實到位的球場，待國家出臺規範高爾夫球場建設的意見後，符合規定的要重新申請辦理審批手續。

　　這份規範建設意見制定情況如何，有否具體的時間表?國土資源部有關官員建議時代週報記者詢問國家體育總局，這是國家體育總局的工作協調範疇。國家體育總局下屬體建辦有關人士則稱，暫未開展這方面工作的指令和計畫。時代週報記者亦未得到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的相關回應。

　　“對中國高爾夫行業來說，最重要的當屬制度建設。制度應是一座橋，能有效保證社會運行順暢、合理、高效。”崔志強希望這座屬於中國高爾夫行業的橋能儘快搭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