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和中國社科院朱鶴皆認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在坊間的流行，恰恰是代表了一種對於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提升當前中國國際地位的強烈渴望。而當這些問題在國內看不到合適的解決途徑之時，輿論自然而然就會把目光和希望投向外邊的世界。但是，中國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靠自己解決，中國的地位還是要靠實力說話。無論是產能過剩還是資源消耗，無論是人民幣國際化還是爭奪國際話語權，最終都取決於中國自身的努力和實力。中國要想實施真正意義上的“馬歇爾計劃”，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隨著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在北京召開，加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設立相關協議的簽署，中國出資400億美元設立絲路基金，“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概念在網絡上被熱炒，不少研究機構對這一概念進行了詳細解讀。這一概念最早出現，是對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提出的“共同發展計劃”的解讀。理想中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能夠通過增加對外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同時達到增加對外投資、化解過剩產能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三重目標。
之所以輿論對“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再次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以AIIB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具體實踐正式展開。因此，無論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還是“一帶一路”戰略，實質上都體現著在國內外形勢同時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對以往“走出去”戰略開始進行全面深刻的調整。
乍看起來，以“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為代表的新常態下的開放戰略，正是幫助中國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妙藥良方。當前，中國三四線城市普遍存在的住房供給過剩局面，預示著前一階段集團式的“造城”運動基本宣告結束。而由房地產為核心帶動的眾多上下遊產業，也因此面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因此，姑且不論“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這一提法是否值得商榷，單就化解產能過剩一項作用，就足以引起決策部門的足夠興趣。但是，現實往往要比理想骨感的多。通過對比“馬歇爾計劃”和“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就能看出，兩者其實是內容迥異的兩個概念。
“馬歇爾計劃”，真實名稱為“歐洲複興計劃”。二戰之後，歐洲滿目瘡痍，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破壞，生產能力大幅下滑。美國出於對當時國際形勢和自身戰略的綜合考慮，開展了一項總規模達130億美元，為期4個財政年度，旨在幫助歐洲經濟複興的貸款援助。由於這些貸款援助中的大部分資金都用來采購美國生產的產品，因此美國因戰時而增加的產能得到了有效利用，美國經濟發展也一改戰後初期出現的頹勢，回到增長的軌道之上。而正是這一點，成為那些希望通過“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化解中國過剩產能的人眼中的“曆史經驗”。不僅如此，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奠定了美國在歐洲的政治影響，這一點更成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擁簇者手中的王牌。
我們認為，要理解這兩個計劃的核心區別，關鍵要理解原計劃中的“複興”二字。該計劃之所以被稱為“歐洲複興計劃”，原因在於二戰之前歐洲的制度和經濟，已經達到在當時看來相當發達的水平了。歐洲大陸雖然受到二戰的嚴重破壞，但是無論是制度還是人力資本，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來。按照人力資本理論提出者舒爾茨的說法，德國和日本之所以能從二戰的破壞中快速恢複，恰恰是因為其人力資本在戰爭中受到較少的損失。
總之，在當時的背景下，歐洲就像一輛出了事故的汽車，只要適當修補之後即可重新駕駛。而美國提供的貸款援助，雖然是實現歐洲複興的最關鍵要素之一，但確實很難獨立解釋歐洲整體的複興。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無怪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修正主義派曆史學家們會堅持認為，“美國的援助對於歐洲的複興來講，並沒有那么關鍵”。
更值得注意的是，複興的背後是援助，而援助意味著計劃雙方的地位存在不對等。在“馬歇爾計劃”中，美國不僅占領了道德高地，而且還享有絕對優勢的地位。修正主義派的曆史學家甚至認為，“馬歇爾計劃”是“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的表現，其實質目的是控制西歐，就像蘇聯控制東歐一樣”。
反觀“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不難發現該計劃的本質：是探索，而非複興;是合作，而非援助。具體來說，“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其涉及到的夥伴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或者說新興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更像是一種通過“合作”共同探索，而非通過援助實現“複興”。兩者的關鍵區別就在於後者已經有現成的經驗和制度，而前者沒有。這就意味著，“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所涉及的所有具體措施都是一種發展嘗試，而嘗試就必然暗含著失敗的風險，以及為了應對風險而面臨的實踐中的挑戰。
首先，對“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概念的解讀有太多一廂情願的成分。正是由於合作的本質，“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涉及到的雙方或多方原則上享有平等地位，這決定了無論任何計劃設計都面臨著對等的談判過程。僅此一點，就決定了當前所有對“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所有解讀都有某種程度的一廂情願。例如，如何保證其他新興經濟體會欣然接受中國遞出的橄欖枝?由此看來，近期墨西哥對中鐵建的違約行為或許是個好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給一廂情願的思維方式發出了提醒。
其次，如何順利實現本土化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面臨的重大挑戰。“馬歇爾計劃”涉及的國家都是發達國家，或者都曾是發達國家。而無論是“一帶”還是“一路”，涉及的各國都仍在探索符合本國的發展道路。面對不同國家之間差異頗大的具體國情，很難想象能存在單一計劃滿足所有差異性的需求。因此，即便是這些國家都願意參與“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如何保證合作許諾的願景會順利實現?特別是一旦計劃在最初出現挫敗，很難保證後續的合作會持續下去。從理想到實踐，再到結果，始終都有著巨大的鴻溝。
最後，海外輸出過程中的意識形態沖突不可忽視。隨著中國的崛起，國際地位已經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如何鞏固和強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擴大國際影響力，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重大戰略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探索國際新秩序的戰略，而非具體的戰術布置。然而，即便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僅代表某種發展戰略，這種國家主導的產能輸出和資本輸出計劃，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會遇到意識形態的沖突。而這種源於意識形態層面的抵制，恰恰是最需要隱諱的原因，會讓人直到最後都無法找到合作出現問題乃至最終失敗的原因。因此，這種國家主導的性質一旦擺在了台面上，意識形態的暗流就會開始在台底下湧動起來。
總之，“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雖然只是一種坊間的說法，並未得到官方的認可，但這一概念背後的故事卻值得我們反思。自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曆了超過30年的高速發展，GDP已經躍居全球第二。然而，這一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不少曆史問題，如資源消耗嚴重，收入分配不均和產能過剩等，而這些問題都在當下得到了集中體現。再加上4萬億的外彙儲備早已成了炙手的山芋，如何化解過剩儲備，實現資本輸出，是擺在中國經濟面前的巨大考驗。不僅如此，雖然中國經濟實力已經不容小覷，但是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依然與經濟實力不相匹配，現有的國際體制中，留給中國的空間越來越小。而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比較落後，嚴重制約著當地的經濟發展，而當今發達經濟體又經濟複蘇泥潭而只顧自保，這又仿佛是中國難得一遇的最佳戰略時期。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認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在坊間的流行，恰恰是代表了一種對於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提升當前中國國際地位的強烈渴望。而當這些問題在國內看不到合適的解決途徑之時，輿論自然而然就會把目光和希望投向外邊的世界。但是，中國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靠自己解決，中國的地位還是要靠實力說話。無論是產能過剩還是資源消耗，無論是人民幣國際化還是爭奪國際話語權，最終都取決於中國自身的努力和實力。中國要想實施真正意義上的“馬歇爾計劃”，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胡俞越為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教授，朱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