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調2015經濟：保七之戰

　　時代周報記者 董萍 傅明 特約記者彭瑞財 發自北京、廣州

　　2015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定調時刻到來—被喻為“中國今年的最後一件大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這一次會議不僅是部署明年工作，更重要的是確定“新常態”下的宏觀政策基調。

　　事實上，明年經濟政策基調已然浮出水面—作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預熱，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指出，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2015年將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提出，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政策的搭配至此已是連續第五年。相比往年在中央經濟會議上才明確的財政、貨幣政策，這次中央政治局提前定調，在許多觀察者看來有利於明確和穩定社會預期。

　　2015年作為我國“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將交出怎樣的答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運籌帷幄，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新常態”壓力

　　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報有三處提到新常態：“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出現的一些趨勢性變化使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這表明新常態已上升到了國家經濟層面。許多受訪專家此前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預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新常態會有所表述，並落實到未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思路中。

　　其實，中央關於整體經濟發展形勢的研判在半年之前已有明顯的傾向。今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河南時首次以“新常態”描述中國經濟。其後，國家領導人在多個場合多次提及“新常態”。“新常態”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國經濟用語。

　　11月9日，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系統地向世界闡述了中國“新常態”的三個特點：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習近平同時強調：“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新常態也伴隨著新問題、新矛盾，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

　　中央政治局會議亦坦承，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出現的一些趨勢性變化使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要高度重視、妥善應對。

　　經濟數據的疲弱似乎反映了問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11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0.3%，比上月回落0.5個百分點。這一指數最近兩個月連續回落，降至去年同期水平以下，與一季度平均值基本相當。而從分類指數看，該月生產指數、新訂單指數、采購量指數等繼續位於臨界點上方。

　　“11月PMI指數繼續回落，表明當前經濟運行仍處於下行態勢，壓力有增無減。”交通銀行(6.18, -0.12, -1.90%)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學智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針對經濟下行局勢， 多家主流研究機構的報告稱，中國要完成7.5%的年度經濟任務十分困難，但預測值均在7.0%以上，屬於政府所界定的“合理空間”。

　　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別為7.3%、7.5%、7.3%，這意味著第四季度增速必須在7.5%以上才有可能完成目標。

　　目前，“三駕馬車”表現均疲軟。統計局11月10日公布數據顯示，10月CPI同比上漲1.6%，且市場預期，年內都難返2%以上;PPI(生產者物價指數)同比下跌2.2%，降幅較上月進一步擴大，該指數已連續32個月負增長。

　　此外，統計局發布第三季度經濟數據後，各地也陸續公布前三季度成績單。公開數據顯示，經濟下行壓力仍比較大。

　　“第四季度投資增速繼續放緩，且這種趨勢會延續至明年，並拖累明年經濟繼續下滑。”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說。中國投資協會會長張漢亞對外界亦稱，如果不進行政策刺激，明年一、二季度經濟仍可能繼續下滑。

　　今年6月，國務院派出督查組對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實情況對湖北、湖南、江蘇等8省(市)開展了全面督查。目前各省公布的整改報告顯示，各地問題症結基本集中在經濟下行壓力大、投資回落等。

　　下行壓力巨大的中國經濟，在明年作何選擇，很大程度上預示了未來的發展和改革基調。因此，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受國內外關注。

　　11月28日，中辦、國辦派出8個聯合督查組赴16個省份開展為期10天的督查，督查重點領域改革是否取得新突破，經濟運行是否健康平穩，結構調整和提質增效是否取得進展。

　　觀察者們表示，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前進行的本輪督查，無疑具有重要的摸底作用，“將從基層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提交到大會，供與會者作為研究討論的重要參考，進而增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策的科學性，讓宏觀決策能夠接地氣”。

　　此前的10月8-10日，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准備，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更是率調研組到江蘇調研，並召開部分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

　　中財辦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起草的核心機構，原浙江省委副秘書長舒國增近日履新其副主任，讓這一機構達到“一正五副”的曆史最高規模。而目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有四位政治局常委，包括組長習近平、副組長李克強以及劉雲山、張高麗兩位成員。超過半數政治局常委參加財經小組，這在曆史上亦是最高紀錄，被視為在新常態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的具體體現。

　　“保七之戰”

　　“新常態”概念提出者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指出，“新常態”更重要的是結構轉變，增長動力、發展目標的轉變，以及相應的體制轉型。“單純看GDP或以速度論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實現有質量的增長，‘以質取勝’應當成為‘新常態’下的大戰略。”

　　我國經濟已告別“八九不離十”的高速增長階段，進入“七上八下”的中高速階段。但在劉世錦看來，這個中高速增長的“底”，尚在探究過程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其中有17年增速超過10%。自2011年降至10%以來，增速是逐年下調，2011年9.2%，2012年和2013年7.7%。

　　2014年GDP增速為7.4%，CPI增速為2.2%。這是中國人民大學最近發布的《步入“新常態”攻堅期的中國宏觀經濟》給出的預測。

　　不少經濟學界人士更是認為，今年完成7.5%的GDP目標非常吃力，明年不必再戴上這個“緊箍咒”—無論從就業目標還是兩個“2020年目標”看，只要保證7%的增長速度就能完成任務。

　　進入新常態之後，7%已成這一階段最被認可的增速目標。

　　目前，各大機構紛紛發布了自己對於中國經濟2015年的增速預測，普遍預測增速在介於7%-7.5%之間。摩根大通11月28日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研究報告認為，2015年的全年GDP增速為7.2%。

　　瑞銀、中國銀行、中國社科院財研院、國家信息中心宏觀分析課題組預測這一數字為7.0%左右。

　　“明年GDP增速可能會降到7%左右，這是個大概率事件。”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張國寶12月5日在中國改革橫琴論壇上表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亦表示，明年經濟增幅定在7%左右是符合實際的，並將維持一段時間。

　　而早在今年10月底，投行高盛就在其研究報告中表示，中國很可能會將明年GDP增長目標由7.5%下調至7.0%。此前不久，世界銀行[微博]在一年三次的中國經濟簡報中也認為，中國可以承受將2015年GDP增長目標下調至7%，同時仍能保持就業市場的穩健。

　　“保七”或成新常態。經濟學家宋清輝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經濟增長目標不應太高，這樣才能給予結構調整和改革釋放更大的空間;當然也不能過低，以保障基本的發展和穩定需要，其中關鍵變量是中央對於就業的判斷。

　　“2015年的中國經濟仍需保持7%的增速。”11月23日在三亞召開的“首屆中國企業國際化論壇”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席、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表示，中國政府已承諾經濟增速必須有一個底線，就是7%左右，如果出現了低於7%的增速，可能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和社會動蕩，“中央政府會幹預的，但不是過去的強刺激手段”。

　　據測算，我國要實現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每年GDP增速也需達7%。“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在APEC會議期間表示。

　　11月21日央行時隔兩年來的首次降息，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將為明年經濟增長提供了空間。這類刺激經濟發展的舉措是否會繼續出台，成為部分市場人士關注明年宏觀調控政策的一個熱點。

　　中央政治局會議稱，2015年將繼續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穩中求進”是我國過去10年的一貫政策，2015年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延續這一總基調被外界解讀為是理智選擇。

　　在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看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則意味著明年我國財政預算赤字率可能會小幅擴大，信貸不會大幅擴張。

　　申萬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則認為，盡管名義上是積極、穩健，但實質是“雙松型”的財政、貨幣政策。他預計2015年財政赤字率或從今年的2%擴大到2.5%-3%;貨幣方面預測至少有1次、至多3次降息，至少1次、至多6次降准。

　　中金研報也認為，明年財政政策在邊際上將較今年寬松，預計財政赤字1.5 萬億以上，比今年增加2000億–3000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上升;貨幣政策方面，隨著未來通縮風險上升，貨幣政策趨於放松，貨幣政策將更多地發揮逆周期調節的作用，降低融資成本是主要工作。

　　大改革配合大調整

　　政治局會議強調“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之所以突出調結構，是因為中國已進入結構大調整的關鍵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近年來，伴隨著經濟增速的換擋，中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一系列的結構參數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個階段，如不抓緊調結構、從制度上為經濟增長培育新動力，未來機會就比較少。

　　不過，大調整需要大改革來配合。這亦意味著促改革、調結構依然是明年經濟工作的重心。

　　作為明年高層調控經濟的“重頭戲”之一，繼續推進改革將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濃墨重彩地提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表示，“新常態”的確立，決定了未來要大膽地在重點領域實施改革，要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速，依靠財稅、金融和政府職能的改革釋放市場活力是最大紅利所在。

　　許多改革和重大戰略將在明年進入落實期，其中就包括金融、財政、國企、土地等領域的改革。

　　瑞銀報告預計，金融改革步伐將重新加快。存款保險制度已公開征求意見，2015年可能將正式推出存款保險制度，出台銀行破產退出機制;“政策還會鼓勵成立更多民營銀行”。

　　上述報告說，預計決策層會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同時逐步放松證券投資資本流入限制，包括繼續擴大QFII和RQFII額度。

　　財政改革的路徑已經被確定。財政部頭號智囊、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賈康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說，本輪財稅配套改革共包括三大改革任務：預算管理改革、稅制改革、優化調整中央地方體制。

　　其中在稅制改革方面，主要包括營改增、消費稅改革、資源稅改革，以及加快環境稅和房地產稅的立法和修訂個稅的法律。營改增可望在明年年底做到中國全覆蓋;消費稅改革暫時尚無改革的方案出台，但總體思路是將這一稅種交給地方政府;資源稅改革上，煤炭資源稅在12月1日正式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而環境稅和房地產稅的立法，是已明確多年的改革方向，正處於加快立法的過程中。

　　國企改革，在試點基礎上，今年底有望推出國企改革整體方案，預計2015年將在中央和地方全面展開。而最近包括中央“一號文件”在內的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將預示著土地改革會貫穿明年全年。

　　12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提出，要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繼續實施區域總體發展戰略，推進“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

　　這其中的更具有國際戰略意義的“一帶一路”，被認為將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熱點之一，有望明年進入具體落實階段。

　　“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在政經評論者們看來，其初期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計劃符合短期經濟利益;長遠來看，也是通過資本輸出解決國內產能過剩問題，並拉動新興市場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

　　此外，涉及民生領域的諸多重要政策預計也將成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並在明年破冰。“放松對公共服務的管制、戶籍改革、擴大社保覆蓋面等都將成為重要改革方向。”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預計。

　　劉元春：“政策定位應采納均衡取向”

　　時代周報記者 傅明 發自北京

　　“2015年我國宏觀經濟將面臨挑戰與變異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12月7日接受時代周報專訪時表示，中央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應選擇均衡取向，一方面保持現有改革與結構調整的力度和速度，另一方面使微刺激常態化。

　　時代周報：你如何看待2015年中國宏觀經濟趨勢?

　　劉元春：2015年將是中國大改革與大調整全面推進的關鍵年，也是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攻堅期。

　　從產業方面來看，部分國企、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以及小微企業，盈利能力下滑幅度將超過其承受能力。房地產業也將在政策常態化之後步入全面調整期，調整路徑和幅度將成為2015年宏觀經濟景氣的核心焦點。

　　金融方面，改革將與“強監管”一起來推動中國“去杠杆”。“去杠杆”、“去產能”將致2015年GDP增速回落，同時加大通貨緊縮壓力。

　　與此同時，在新《預算法》的實施、財稅改革的全面拉開、地方融資平台的轉型、土地市場的低迷，以及考評體系的進一步改革等因素作用下，地方投資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

　　時代周報：2015年我國宏觀經濟將受到怎樣的挑戰?

　　劉元春：我認為面臨一些挑戰與變異點——

　　工業蕭條的進一步擴張、流動性回收的持續以及“去杠杆”與去產能的全面實施，我國第三產業難以維持持續景氣狀態，很可能出現疲軟;

　　在持續的價格下滑、成本上升、“去杠杆”的多方夾擊下，部分企業的經營狀況面臨突變;

　　失業數據的缺失使得在判斷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的趨勢時常常出現錯誤，不同數據的測算顯示我國就業狀況面臨不確定性;

　　在內外需疲軟的作用下，通縮壓力也可能全面上揚;

　　房地產調整雖然不存在崩潰性下滑的可能性，但局部區域和市場結構出現較為激烈的調整依然是大概率事件。

　　時代周報：剛剛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2015年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你認為2015年將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調控帶來哪些難題?

　　劉元春：一、穩增長與調結構、促改革等目標之間的彈性空間越來越窄，共融性的政策工具越來越少;二、大改革與大調整的壓力下，傳統宏觀經濟政策的傳遞效率將下滑;三、“微刺激”對經濟的拉動效應大幅度遞減，下行壓力進一步抬頭，積極財政政策如何定位、怎樣實施面臨挑戰;四、金融改革與貨幣政策的穩健定位雖是較好的搭配，但改革帶來的內生性收縮效應將全面沖擊貨幣政策的實施。

　　時代周報：在促改革、調結構與穩增長之間，政府應如何權衡?你有何建議?

　　劉元春：面對一系列挑戰，“唯增長論”和“唯改革論”都可能帶來各方面的問題，最易被接受和采納的應該是均衡取向的政策定位，形成“強監管”+“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常態化的微刺激”政策組合，即一方面保持現有改革與結構調整的力度和速度，另一方面使微刺激常態化，以確保就業底線不被觸及。

　　2015年是新常態“攻堅期”，貨幣政策可適度寬松，但避免重返全面寬松，短期內可適度加大定向寬松的廣度和力度以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同時，“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強監管”組合是配合金融改革的恰當選擇。財政政策應給大改革創造寬松的環境，更為積極的政策取向是2015年財政政策的定位。

　　當前經濟增速下滑所致的社會問題，不能僅依靠放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解決，還需要“社會政策托底”，以便從根本上提高社會對經濟增速下滑的容忍度、降低社會對刺激政策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