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社會發展又該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

　　“新常態概念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一個新表述，而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通常是聯動的，經濟的新常態也必然反映到社會形勢上。”本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說。

　　在社科院當日召開的“2014年度創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社會藍皮書》發布會上，“社會新常態”成了專家學者們熱議的詞匯。

　　社科院認為，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社會也有一種發展的“新常態”，我國社會發展實際上進入一個“新成長”階段。社會發展呈現從以數量導向為主向以質量導向為主轉變的趨勢。

　　“從近兩年發展的情況看，這種新成長的特征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呈現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發展形勢的新特點，或者說在社會發展方面呈現出一些轉折時期的特征。”李培林說。

　　轉折一

　　城鎮化發展的階段轉折

　　國際上城鎮化的發展階段，通常分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區化、逆城鎮化、再城鎮化等幾個階段。

　　我國城鎮化水平從2011年開始超過50%，2014年估計會達到近55%。李培林說，我國城鎮化是一種加速型、跨越型的發展，一方面城鎮向人口集中還沒有結束，另一方面城鎮郊區化和逆城鎮化現象已經展開，這預示著一種新的趨勢到來。

　　“雖然這些跡象還只是以農家休閑、鄉村養老、城市人經營鄉村第三產業等形式表現出來，但是一種未來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說，城鎮郊區化和逆城鎮化并非城鎮化的倒退，而是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是城鄉一體化的提升，孕育著巨大的新發展空間。

　　社科院研究顯示，像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恐怕很難單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來解決城鎮化問題，估計我國城鎮化要到2035年前后達到75%才會穩定下來。

　　藍皮書稱，在我國，逆城鎮化的過程遲遲沒有產生，并非只是因為發展階段未達到或者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的問題，與戶籍的限制和農民住宅無法進入市場也有很大關系。

　　李培林認為，在這方面我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結構變動彈性，應當因勢利導，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

　　轉折二

　　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階段轉折

　　最新研究發現，中國的失業率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情況下并沒有出現惡化，反映真實失業情況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與統計口徑有一定局限的城鎮登記失業率非常接近。“這在過去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時候從未有過，是一種意外的驚喜。”李培林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光金介紹，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進新增就業的措施發揮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業崗位1000多萬個；二是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就業拉動作用，服務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高于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如北京的快遞服務業和汽車代駕服務業這種新業態的就業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勞動力供求關系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和勞動力人口的總量都已經開始下降。

　　“未來我國甚至會出現比較突出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李培林說。

　　同時，社科院研究也顯示，經濟新常態下就業結構性問題突出。藍皮書作者、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員陳云說，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以高校畢業生為主的青年就業問題突出。預測到2030年，勞動年齡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將超過30%，新成長失業人員及其中的應屆畢業生比例均呈上升趨勢；大齡勞動者就業壓力或將增大，大齡低技能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被邊緣化；技能結構矛盾將進一步緊張；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影響，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就業難度或將進一步加大。

　　轉折三

　　收入分配變化的階段轉折

　　改革開放以來，在拉開收入差距、提升經濟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場經濟本身規律的雙重作用下，收入差距總體上呈一路擴大的態勢。這種態勢到2008年達到頂點，基尼系數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數開始緩慢回落。

　　陳光金分析，這種回落得益于四個重要因素：一是城鄉差距開始縮小，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連續4年增長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區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對發展滯后的中西部地區已經連續近10年經濟增長速度快于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三是在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現持續增長的態勢；四是大規模地減少貧困。

　　陳光金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為增加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量和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條件。

　　藍皮書作者、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未來我國總體居民收入差距將會進一步縮小，但“個人所得稅的快速增長值得重視”。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國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12.4%，而全部稅收的同比增幅只有7.4%。

　　轉折四

　　職業結構變動的階段轉折

　　陳云對記者表示，經濟新常態是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必然現象，必然伴隨經濟結構、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深刻變化。

　　中國城鎮化進程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和中西部地區趕超為特點的區域性結構變化，都將要求對人力資源的配置進行調整。

　　2013年，我國經濟產出總量中，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達到46.1%，而第二產業比重為43.9%，第一產業比重為10.0%。2014年延續了這種態勢。社科院預測，到2016年我國第三產業比重有可能首次超過50%。李培林認為：“這是我國即將從工業化中期轉入工業化后期的重大標志。”

　　李培林說，由于服務業的就業彈性高于工業，更高于農業，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動，也會更深刻地反映到職業結構的變動上。或者說，我國將開始一個新的職業結構階段，即所謂“白領時代”，在非農從業人員當中白領從業人員總量超過藍領從業人員。西方國家一些有爭議但備受關注的議題如“大眾消費時代”、“中產階層”等都是在這個階段提出的。

　　轉折五

　　居民生活消費的階段轉折

　　2000年以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都曾連續十幾年呈下降態勢，但近兩年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強勁。

　　根據2014年上半年的數據，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54.4%，拉動GDP增長4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48.5%，拉動GDP增長3.6個百分點。

　　“經濟新常態下，消費也處于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陳光金說，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應進一步優化，要讓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費增長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

　　“國內消費已經超過投資和出口，成為最主要的經濟增長推動力量。”李培林說，居民生活消費層級不斷提升，以房、車、休閑、旅游、通信、網購引領的新型大眾消費時代到來。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認為，應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換，包括讓民間投資在更大程度上成為投資主渠道，讓國內社會消費成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10.07, -0.10, -0.98%)泉。

　　轉折六

　　社會發展質量的階段轉折

　　“社會新常態”也意味著人們要直面環境污染、貧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戰，并通過制度創新和改革解決問題，提升社會發展質量。

　　社科院研究發現，目前，勞動爭議仍然是社會矛盾沖突數量最多的一個方面。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個季度，各級勞動人事爭議調解組織和仲裁機構共受理案件52.2萬件，涉及勞動者72.1萬人，同比分別增長5.6%和11.1%。

　　由各種勞動爭議引發的勞動者群體性事件數量也有較大增長，事件焦點主要涉及工資(討薪)、企業裁員和經濟補償、出租車運營爭議、職工保險福利爭議等問題。

　　此外，房價、食品藥品安全、環境質量等仍為人們關注的主要社會問題。盡管政府出臺了多種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這些依然是影響人們生活質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問題。

　　“社會新常態下，我國以GDP為主要指標的發展數量和規模擴張的階段，已經逐步為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階段所替代。”李培林說，如今，人們對生活質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氣清潔、滿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個更加注重社會發展質量的新階段已經開始。

　　李培林對記者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都需要適應這種新常態。

　　上述六個階段轉折，意味著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整個社會領域，都出現了一種新的常態，或者說一種新成長階段。這既帶來一系列新問題、新挑戰，也意味著新的機遇和新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