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過去這些年，每次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DB)行長陳元出國時，他的東道主都會真正鋪出紅毯來迎接。畢竟，銀行家的到訪比皇帝更有用，因為銀行家會帶來更多錢；而當來訪的這位銀行家是中國人時，貸款條款很可能會更慷慨。

　　陳元向許多國家和企業發放了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貸款，從安哥拉到委內瑞拉，從巴西國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到阿尼爾·安巴尼(Anil Ambani)旗下的印度信實電信(Reliance Communications)。然后這些借款者會向許多中資企業下訂單，用國開行的錢付款：華為(Huawei)、中冶集團(China Metallurgical Group)、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以及一些自然資源領域的國有企業都從中受益。這種貸款其實全都是賣方融資。從本質而言，這種貸款跟許多國家扶持國內龍頭企業和國內就業的舉措并無二致，其特殊之處只是規模特別大。

　　如今，陳元已從國開行退休，眼下該行更關注于國內事務，為保障房建設提供了資金。然而，應最近的一系列計劃，新一代金融機構紛紛成立，取代了國開行過去的位置，具體而言，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金磚國家的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絲路基金(Silk Road Fund)。它們合起來擁有北京方面承諾的近1000億美元資金(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這些計劃標志著中國的開發事業出現了轉變，直接投資的流出超過了流入。這些計劃也對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出口提供了支持，幫助中國為其最需要出路的那些行業里的過剩產能尋找出路，比如水泥和鋼材(2513, 32.00, 1.29%)。

　　但這些機構的成立也引發了尖銳的質疑，人們質疑中國能否在提供基礎設施融資時堅持最佳慣例。

　　此外，人們還擔心，這些機構可能會對現有的多邊機構形成挑戰，比如世界銀行[微博](World Bank)、亞洲開發銀行(ADB，由日本主導，但一些成員覺得美國對該行影響過大)。

　　不過，這種說法或許有失公道。所有證據都顯示，中國自認為是世界的一部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在全球資本市場發行債券，新開發銀行計劃以美元放貸。此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行長很可能是廣受尊敬的金立群，他曾任亞洲開發銀行高官，也曾在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CIC)任職，而新開發銀行行長則將由印度人出任。

　　即便中國成立上述機構有為自己的利益考慮的成分，這也未必意味著這些機構無法為全世界帶來福音，特別是鑒于我們的世界并不缺乏資金，但很多資金看上去都被用在了沒有什么用處的項目上。其他地方似乎對為基礎設施提供融資興趣寥寥，盡管在幾乎所有地方，要為增長打下更穩固的基礎，都亟需基礎設施融資(日本可能是個例外，該國計劃建設一條新的、幾乎完全在地下運行的高速鐵路)。

　　由于新的巴塞爾規則提高了為基礎設施提供融資的成本和風險管理難度，過去為基礎設施提供融資的跨國銀行如今不再愿意這樣做。養老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仍然表示有興趣投資于基礎設施，而且它們的投資著眼于較長期限，因此它們是最合適的資金來源。然而，這些基金往往缺乏必要的專業能力。其他開發機構則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滿足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截至2020年，亞洲需要的基建資金總額為8萬億美元。它們的過往投資記錄也并非完美無瑕。

　　因此，中國通過這些新的融資機構與亞洲其余國家構建的聯系，很可能讓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等中資基建公司受益。中國建筑公司的規模已然是全球最大的，《國際建筑雜志》(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gazine)稱，全球最大的10家建筑公司有5家是中國的。

　　沒有什么東西比中印邊境、喜馬拉雅山兩側爭議地區的公路，更能證明中國建筑公司的存在有多重要了。在靠近印度的那一側，印度烏塔拉坎德邦和喜馬偕爾邦境內，每次雨季來臨的時候，公路都會被沖毀，還經常爆發泥石流。基礎設施不足是制約印度發展的最大因素，在包括印尼在內的其他許多國家，基礎設施不足也仍然是個問題。

　　多年前，一個國家消除過剩產能的一種方式是戰爭。而幫助其他國家改善基礎設施，看來是一種有益得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