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國會接受IMF改革，將向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釋放出后者期待已久的信號——世界在尋找全球問題的全球解決方案時重視它們的聲音和它們的資源 ]
隨著2014年臨近尾聲，全世界的決策者面臨著三大基本選擇：為經濟增長而奮斗或者接受停滯；努力改善穩定狀況或者陷入分裂；合作或是單干。賭注是巨大的，2015年極有可能是全球社會“非立即破”(make-or-break)的一年。
首先，面對2008年開始的大衰退，世界需要增長和就業來支持繁榮和社會團結。金融危機爆發已逾6年，復蘇仍然疲軟又不平均。預計2014年全球增長只有3.3%，2015年只有3.8%。一些重要經濟體仍在與通縮抗爭。2億多人陷入失業。全球經濟有可能陷入“新平庸”(new mediocre)——長時間的慢增長和就業創造上的萎靡。
要想擺脫停滯，我們需要政策動力。如果實施11月份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會議達成一致的措施，全球GDP增速將在2018年提高2個百分點——相當于全球增加2萬億美元收入。此外到2025年，如果“將性別差距縮小25%”這一深得人心又合情合理的目標能夠實現，1億婦女將能獲得她們從未得到過的工作。全球領導人已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監督這些增長戰略。我們會承擔這一責任，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一項改革一項改革地進行監督。
除了結構性改革，創造新動力還需要動用一切可以支持全球需求的工具。只要增長一直低迷，適應性的貨幣政策就依然必不可少——但我們必須提防潛在的溢出效應。財政政策應該關注促進增長和創造就業，同時維持中期信用。勞動力市場政策應該繼續強調培訓、平價的兒童看護和靈活辦公。
在考慮第二項選擇——穩定或分裂時，我們必須考慮如何讓我們日益互聯的世界變得更加安全。自二戰以來，金融一體化程度增加了十倍。國家、經濟體之間彼此密切相聯，市場情緒的變化總是會造成全球影響。因此，完成金融部門的改革日程十分關鍵。
誠然，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特別是在銀行監管和治理“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方面。但如今各國必須實施改革，改善質量和監督。我們還需要更好的非銀行業規則、更嚴格的影子銀行監督、改善衍生品市場安全和增加其透明度。還需要盡快消除金融部門的數據缺口，以便監管者能恰當地評估金融穩定風險。
最重要的是，必須改變金融部門的文化。金融的主要目的是為經濟的其他部門提供服務，而這只有在金融部門獲得依賴于其服務的人——也就是我們所有人——的信心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因此，重塑信任應該從竭力促進和加強全行業道德行為開始。
第三個選擇——合作還是單干——最為關鍵。沒有哪個經濟體是孤島一座；事實上，全球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一體化。想一想，50年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只占世界GDP的大約1/4。如今，它們貢獻了一半的全球收入，并且這一比重仍在上升。
但主權國家已不再是舞臺上唯一的選手。新的利益相關方全球網絡已經形成，成員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公民活動家——他們的力量常常來自社交媒體。這一新現實需要新的應對。我們必須更新、調整和深化我們合作工作的方法。
要實現這一點，可以依靠已經存在的、有效的合作機構。IMF這樣的機構應該變得更具代表性，以體現全球經濟的動態變化。在21世紀全球治理結構中，應該納入“新影響力網絡”并給它空間。我稱之為“新多邊主義”。我認為這是解決目前全球社會所面臨問題的唯一辦法。
2014年是艱難的一年。復蘇緩慢，一系列危險的地緣政治風險涌現，世界還面臨著可怕的埃博拉疫情大暴發。明年也將是艱難的一年，但可以成為一個好年頭——一個真正的多邊之年。
全球貿易的新動力有助于解放世界貿易，我對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將在2015年接替千年發展目標)抱有很大希望，也對明年年底的全面氣候變化協議達成的前景抱有很大希望。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國會接受IMF改革，將向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釋放出后者期待已久的信號——世界在尋找全球問題的全球解決方案時重視它們的聲音和它們的資源。
增長、貿易、發展和氣候變化：2015年將是各種重要的多邊計劃匯合的一年。我們決不能讓它們失敗。讓我們做出正確的選擇。
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歐元貨幣聯盟的穩定與繁榮
有一個普遍的錯誤概念——歐元區是一個沒有財政聯盟的貨幣聯盟。但這反映的是對貨幣聯盟含義的嚴重誤解。貨幣聯盟之所以成為可能，唯一的原因是歐盟國家間已經實現了深度一體化——而共用一種貨幣深化了這個一體化。
如果歐洲貨幣聯盟比許多人想的更有韌性，其唯一原因是質疑它的人誤判了它的政治面。他們低估了歐元區成員國之間的聯系、它們集體投資的規模以及它們聯手解決告急的共同問題的意愿。
但同樣明顯的是，我們的貨幣聯盟仍不完善。兩年前，所謂的“四主席”(歐盟理事會主席與歐盟委員會主席、歐洲央行行長和歐元集團主席)做出了這一診斷。此外，盡管在某些領域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其他方面的工作仍有待完成。
但“完善”貨幣聯盟意味著什么？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創造一系列條件，使加入其中的各國能獲得更大的穩定與繁榮。加入其中比位于其外更好。
在其他政治聯盟中，凝聚力通過強大的共同身份來維持，但往往也通過富裕地區和貧窮地區持久的財政轉移從而在事后實現收入平均來維持。在歐元區，這一國家間的單向轉移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存在(歐盟一體化政策中確實有關于轉移支付的內容，但規模有限制，并主要是為了支持低收入國家或地區的“趕超”過程)。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另辟蹊徑，來確保每個國家都會因為加入歐元區而持續變得更好。
這主要意味著兩點。首先，我們必須為所有國家創造獨立繁榮的條件。所有成員國都需要能夠利用單一市場中的比較優勢來吸引資本、創造就業崗位。它們還需要足夠的靈活性以快速應對短期沖擊。這就需要采取結構性改革來刺激競爭、減少不必要的繁文縟節、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適應力。
到目前為止，是否實施這類改革基本上仍是國家的權力。但在像我們這樣的聯盟中，這顯然也是共同利益。歐元區國家需要相互依賴來實現增長。更基本的是，如果結構性改革不足，導致了貨幣聯盟內部的持久分化，就將制造退出(歐元區的)幽靈——所有成員國最終都會因為這一幽靈而蒙受損失。
在歐元區，各地的穩定與繁榮取決于各國共同繁榮。因此，有很強大的理由在歐元區內共享更多的主權——這樣才能構建真正的經濟聯盟。這不僅意味著加強現有程序，還意味著共同治理：從合作轉變為共同決策，從規則轉變為機構。
財政轉移缺位的第二個影響是各國需要更多地投資于其他機制，以共擔沖擊成本。即使是較靈活的歐元區經濟體，內部調整也永遠慢于擁有本國貨幣時的情形。因此，風險共擔是防止衰退留下永久疤痕、刺激經濟分化的關鍵。
解決方案的一個關鍵是通過金融一體化來改善私人風險共擔機制。事實上，我們越是不希望公共風險共擔，就越需要私人風險共擔。歐元區銀行聯盟應該成為鼓勵深化銀行部門一體化的催化劑。但風險共擔也事關資本市場改革深化，特別是股市，因此，我們還需要快速推進資本市場聯盟。
但是，我們仍必須承認財政政策在貨幣聯盟中的關鍵作用。專注于歐元區價格穩定的簡單貨幣聯盟無法應對只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沖擊。因此，為了避免長期的地方崩潰，國家財政政策起到穩定作用至關重要。
要讓國家財政穩定器起作用，政府必須能夠在經濟受壓時，以低廉的成本借貸。強大的財政框架對于實現這一目標、阻止國家間傳染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危機經驗表明，在極端市場緊張的時期，即使是堅挺的初始財政狀況也無法給溢出效應提供絕對保護。
因此，我們更加需要經濟聯盟：如果提高國家對未來增長前景的信心，它們采取消極措施應對暫時性赤字升高的可能性就越小。通過讓政府致力于結構改革，經濟聯盟可以提供讓各國真正擺脫債務的壓力。
說到底，國家間經濟趨同不能只依靠設立貨幣聯盟的門檻與標準，或者設立有時需要滿足的條件。國家間經濟趨同需要一個隨時隨地都要滿足的條件。出于這一原因，要完善貨幣聯盟，我們最終必須深化我們的政治聯盟：在新的機構秩序中明確權利和義務。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所羅門：中美須在利益圈重疊處找到共識
77歲的理查德·所羅門(Richard Solomon)目前是美國蘭德公司的資深研究員。1971年，他曾隨同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1989 ~1992年，他曾任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近日在紐約大學美中關系研究中心舉辦的第四屆中國資本(4.08, 0.00, 0.00%, 實時行情)市場年會上，《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所羅門。他說，中美雙方的利益影響圈有重疊之處，因此需要雙方找到共識。
第一財經日報：中美實現簽證互惠，相互發放有效期長達10年的旅游簽證。這對兩國關系有何影響？
所羅門：初步反應是中國民眾對這個新進展非常高興。這一新協議有助于增強中美關系的穩定性，對學生和商務人士都有利。我想這對中美關系非常正面。長期簽證促進人們來往。但兩國的領導人必須解決更復雜的事情。
日報：兩國領導人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安全問題。中國提出“中美戰略伙伴關系”。從華盛頓的角度，如何看待這一關系？
所羅門：我想現階段兩國領導人還處在為這一關系添加具體意義的階段。中國由于歷史和地理原因，有自己的影響圈。美國也基于歷史，有自己的影響圈。但是雙方的利益影響圈有重疊，這種地方就需要雙方找到共識。11月，兩國元首達成溫室氣體減排和延長簽證有效期上的共識。這些共識標志著雙方在共同關心的議題上能發現共同利益。
日報：很多分析師認為，中國需要證明自己沒有興趣在亞洲追求中國版的“門羅主義”。請問你怎么看？
所羅門：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擁有超過5000年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形成了看法。但世界已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中國曾是東亞歷史上的超級大國，但現在很多其他國家也擁有相當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例如日本和韓國。現在的世界已經完全不同于明朝時的世界。這就是基辛格博士倡議的“太平洋區域”——沒有一個主導國家，而是許多國家相互合作，實現共同利益。
日報：你既然提到沒有一個國家應該主導一個地區，那么如何看待美國被稱為“世界警察”？美國是否應該改變？
所羅門：從1941年美國卷入二戰以來，美國在世界安全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坦率地講，美國并不希望扮演這樣的角色。在二戰前的上世紀30年代，美國處在“孤立主義”的影響下。美國人更愿意待在家里，只關心自己的事情。但從1941年到現在，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不斷影響著美國的安全利益。
在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之后，美國人還是希望能待在家里。但是美國受到恐怖主義和核擴散的威脅。美國必須承擔起美國人不見得喜歡的責任。從根本上講，美國并不希望成為“世界警察”，但不幸的是，國際上發生的事情迫使美國繼續負起從二戰時就開始負擔的責任，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也為了國際的穩定和安全。這一情況還會繼續下去。
日報：你認為中美有沒有意愿和可能建立互信？
所羅門：我只能回答美國方面的想法。從尼克松到奧巴馬，我們有8位總統表示過美國相信中國的穩定和繁榮對美國有利。美國顯然希望中國能夠有良好的發展。
但中美之間對于世界該如何組織和發展存在分歧。我們處在一個新階段。冷戰已經結束，但還有很多遺留問題。我們有自冷戰時代就存在的同盟國，它們幫助穩定世界局勢。東盟各國還希望美國能夠幫它們發展經濟、提升安全。這些因素不會消失。所以中美必須在沖突的地方找到共識以解決問題。
日報：中期選舉后，共和黨同時控制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請問這會對中美關系造成何種影響？
所羅門：共和黨有很大的商業利益，所以更容易與中國合作。但同時，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和網絡安全等問題會成為共和黨關心的核心問題。共和黨控制國會對中美關系有積極的一面，也會使得人們重新意識到一些問題。中美還是會有一系列問題需要討論。
日報：你如何展望2015年的中美關系？
所羅門：新一年中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增長的天平在中美間擺動。美國擺脫了經濟危機，表現良好。頁巖氣革命對美國經濟有很大的幫助。而中國面臨經濟挑戰。壞賬問題將是主要的問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貸，從美國的觀點來看是正確的方向。挑戰在于如何實現這些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