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立

 

　　聯合國12月10日發布的《2015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預測，世界經濟2015年和2016年將小幅增長，增長率分別為3.1%和 3.3%，而2014年的增速為2.6%。中國經濟明后兩年預計將分別增長7%和6.8%。中印等新興經濟體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12月12日在由《財經》雜志承辦的"三亞o財經國際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普遍認為，今年以來全球經濟經濟復蘇態勢持續分化，內生增長動力不足，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歐洲和日本則進一步擴大寬松力度，國際金融市場出現較為劇烈的波動。展望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表示，政策環境依然寬松，隨著短期因素消退，全球經濟增速將有所加快，但仍面臨政策分化、地區動蕩等風險。

 

　　關于全球經濟走勢

 

　　自2009年下半年全球經濟步入復蘇以來，每年都經歷了一波三折，普遍表現為半年波動，半年走強，全年疲軟。2014年依然不例外，上半年美國氣候異常、日本消費稅調整和歐美制裁俄羅斯等事件，沖擊了經濟復蘇的進程。同時，全球經濟復蘇依然不平衡，部分發達國家如美、英、澳、加等國雖基本擺脫了危機影響，但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則低迷不振；亞太新興市場發展良好，東歐、拉美與中東地區跌宕起伏。

 

　　馬駿認為，從總體來看，發達國家經濟增速預計明年可以恢復到其增長潛力，美國甚至可能超過潛力。在美國，較為健康的居民資產負債表和良好的就業增長勢頭將提振消費；產能利用率的提高和存量資本的老化將推動資本性投資的加速。歐元區的復蘇步伐由于烏克蘭沖突的影響而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遲緩的結構改革繼續抑制其經濟增長潛力，但歐元匯率貶值將有助于2015年經濟增長的緩慢回升。日本推遲第二輪消費稅上調和激進的量寬措施有可能使明年經濟表現稍稍好于預期。新興市場經濟體則可能繼續分化，俄國和巴西等經濟體由于地緣政治因素和大宗商品價格下降將面臨較大困難，但其他一些新興經濟體則會受益于2015年發達經濟體的復蘇。

 

　　從國內情況來看，預計明年中國經濟增長將同時面臨上行和下行的壓力。從需求面來分析，一個主要的上行動力來自于出口。由于國際經濟復蘇，中國明年的出口增速可能會比今年高一些。但是，房地產開發投資估計將繼續減速。這是因為，未來的房地產投資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過去的房地產銷售。今年1-10月份，中國商品房銷售同比下降7.8%，意味著在未來幾個季度中房地產開放投資的增速將面臨下行壓力。

 

　　關于國際資本流動管理

 

　　2015年新興市場經濟體將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如果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速度和力度明顯超出預期，可能使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資本大量流出，匯率和資本市場大幅波動，并導致這些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減速。為了應對此類跨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包括IMF在內的國際組織和許多國家正在研究探索一套管理的框架。

 

　　馬駿指出，對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一個有效管理過度資本流動的框架至少應該包括如下內容：

 

　　保持本國經濟基本面的健康可以降低受到國際游資沖擊的概率。從近年的經驗來看，在美國退出量寬的過程中，一些宏觀經濟情況穩定，通脹率和財政赤字、經常項目赤字不高，外匯儲備比較充裕的新興經濟體面臨的資本外逃壓力相對較少。

 

　　宏觀政策的靈活應對。比如，在出現較多短期資本流入的情況下，給予匯率足夠的彈性，允許匯率升值，有可能降低未來匯率繼續大幅升值的預期，從而降低短期資本繼續流入的沖動。

 

　　在面對很大的短期資本流入的壓力、常規的宏觀政策應對也難以奏效之時，可以采用對資本流入的審慎管理措施。國際上一些比較典型的控制過度資本流入的審慎管理手段包括托賓稅或托賓費、無息存款準備金、對房地產投資實行較高的首付比例和提高交易稅稅率、對短期外債實行與資本金掛鉤的比例管理等。

 

　　加強和完善多邊和雙邊流動性救助機制。歷史上，面臨資本外逃和匯率危機的國家，向IMF尋求流動性救助是典型做法。歐盟和清邁協議等也提供了區域性的流動性救助機制。但是，這些機制面臨著條件較為苛刻、談判困難和耗時過長的問題，往往難以在最緊急的時間段內及時生效。因此，有必要建立和發展新的機制，比如金磚國家應急安排機制以及各種雙邊的外匯互換協議，以增加流動性支持的資源和救助機制的靈活性。

 

　　馬駿強調，加強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政策溝通尤為重要。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國際貨幣，無論美國緊縮或放松其貨幣政策，都會對全球資本流動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很大影響。通過加強溝通，使其他國家對美國貨幣政策的走勢有較好的預判，可以幫助這些國家對美國政策變化所造成的影響做好預案準備。

 

　　新興市場國家與金融治理改革

 

　　從新興市場國家的角度來看，現有的全球金融體系和治理格局面臨著幾個重要的問題：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權和話語權遠小于其對全球增長的貢獻，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規則制定過程往往忽視新興市場國家的訴求；過度的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經常對新興市場造成沖擊，導致其匯率與金融危機；新興市場國家雖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但其本身所面臨的巨大的基礎設施的融資需求得不到滿足；在低收入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服務覆蓋有限，較低的金融服務可得性制約了這些地區的脫貧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大量資金仍然投向污染性、高能耗的項目，而綠色項目難以得到充分的融資機會，這對可持續增長構成了威脅。

 

　　馬駿在發言中指出，針對這些問題，新興市場國家應該持續推動一系列國際金融治理改革，其中包括：

 

　　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代表性。比如，現行的IMF份額分配沒有反映過去幾十年來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新興市場國家代表權偏少，改革勢在必行。遺憾的是，美國國會至今尚未批準2010年IMF提出的份額改革的方案。

 

　　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安排機制，強化雙邊貨幣互換等流動性救助機制。這些機制可以為面臨國際收支困難的新興經濟體提供新的資金支持的來源，以幫助其穩定匯率和市場信心，避免全面危機，為經濟調整贏得時間。

 

　　為基礎設施投資提供新的融資渠道。新興市場國家普遍面臨由于基礎設施缺失而對經濟增長構成瓶頸的問題。而基礎設施缺乏的主要原因是投資不足。在全球資金泛濫的同時，出現許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不足，表明了現行金融體系的缺陷，僅僅靠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幾個國際開發性機構遠遠不足以滿足需求。金磚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將為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提供重要的資金來源，也將為提高資金輸出國的投資回報率提供機會。

 

　　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增強金融服務的包容性。保證貧困人群和小微企業享受到存款、轉賬、支付、貸款等基本金融服務是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中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議題。應該從建立普惠金融的指標體系、基礎設施和激勵機制，防止監管套利，加強消費者保護等幾個方面推進普惠金融的發展。

 

　　推動建立支持綠色投資的可持續金融體系。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嚴峻的環境問題。導致這個問題的一個深層次原因是目前的價格信號激勵了過多的污染性投資，同時難以激勵足夠的資金進入環保、節能、新能源、清潔基礎設施等綠色行業。國際上已經有了一些發展綠色金融的成熟經驗，即可以通過建立專業性的金融機構、融資渠道、金融產品和法律框架來激勵環境友好型的投資。G20應該倡議在全球范圍內，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綠色金融體系的建設。包括金磚銀行和亞投行在內的新的多邊機構也應該著力推動負責任的對外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