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柏 鄒藍
2014年以來，持續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增速開始放緩。
從好的方面說，以往拼資源，對環境狀況在所不惜、拼勞動力成本低廉而不在于勞工權益的做法，可以有所收斂。而且中央對相當一部分落后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也取消了用GDP考核的方法，而代之以環境指標的考核。
但是鑒于GDP一個百分點意味著100萬人就業的增量，因此增長速度放緩，意味著就業的壓力加大。而這又會體現了失業救濟等社會開支的增加上。
從近期經濟發展狀況看，因為種種原因如房價暴跌地方政府的債務陰影凸顯，比如鄂爾多斯等地。房地產不景氣，使得鋼鐵，水泥等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在經濟結構需要調整的大背景下越發突出，河北借保北京空氣質量而在環京地帶拆除了若干個鋼鐵企業就是一個例子。。而經濟結構調整中，產業升級的任務更是迫在眉睫，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能相對順利調整產業結構的沿海城市并不多。考慮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引領的互聯網與制造業結合的制造業智能化，中國沿海城市的產業，要想普遍跟上世界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的步伐，著實不容易。
因此，國內外機構紛紛調低了今年及未來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中國中央政府也認為，中國經濟進入增速放緩的“新常態”。所謂常態，就是持續相當一段時間的狀態。增速放緩如果被看做是“新常態”，那么這就有雙重意義。首先，以前的兩位數增長，已經過去而不再。其次，現在的常態就是增速放緩，便利減緩對資源和環境各要素的壓力，并且便利升級轉型。各行各業都需要調整來適應如此的“新常態”。
所謂“新常態”，就是“中國經濟增速正在回歸正常”。本刊學術顧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近期在北京、廈門兩地參加經濟會議時表示，經過幾年調整，中國經濟基本實現了軟著陸。他認為中國經濟2014年的增長在7.4%左右，并直言目前中國政府和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是過去10年中兩次經濟過熱造成的后遺癥。“可以預見，中國不會再出現新一輪的過熱。”
兩位數的是過熱增長
對于中國近年來出現的經濟增速放緩，一個通常說法是中國經濟告別了兩位數的高增長時代，進入比較低的增長時代。在北京“中國經濟50人論壇長安講壇”上，樊綱對此表示不認同。他說，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絕大多數時候不是兩位數增長，過去十年有兩個時期出現了兩位數增長，分別在2004年～2007年和2009年～2010年。而且過去二十年經濟發展顯示，經濟增速超過9%一定出現通貨膨脹，超過10%，一定既通貨膨脹又資產價格膨脹。
隨后在廈門參加第六屆今日經濟大會時，樊綱發言指出，“兩位數的增長，對中國來說從來都是過熱的增長。一超過10%，要么是股市泡沫要么是樓市泡沫。2007年我們的增長速度到了14%，結果股市樓市都泡沫。”樊綱認為，目前中國在處理的問題，都是“過去10年中，兩次經濟過熱造成的后遺癥。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非常過熱。之后的2008年，經歷過一輪調整，沒想到當年底美國爆發金融危機，20國會議大家一致同意采取刺激政策，要拖住經濟。”中國政府采取了措施，“現在回過頭看，刺激政策大了點，4萬億還是小事，最關鍵的在于地方債務。這直接導致了2009年、2010年的第二次過熱。”
樊綱表示，目前的產能過剩、銀行壞賬等問題，都是這兩輪過熱的后遺癥，現在正慢慢消化。“不過慶幸的是，中國比較早就‘退出’了刺激政策，因此泡沫還不是特別大。”“而現在的增速，就屬于正常水平，由此可預見，將來中國不會再出現新一輪的過熱，政府也不會再刺激經濟。”
樊綱對比數據稱，經過幾年調整，中國經濟基本實現了軟著陸。房地產市場也是軟著陸，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許多產業都在逐步恢復。硬著陸就是崩盤危機，大面積倒閉破產，血本無歸；軟著陸的話，如果早早兼并重組，還能收回本。這就要求做調整。他認為，中國經濟2014年的增長在7.4%左右，并直言“我們已經回到了正常增長”。
2015年宏觀政策進行需要做哪些調整？樊綱認為，“2015年基本所有的政策都應該回歸中性，也不要再刺激。中國經濟不需要再刺激，不需要再搞一輪過熱。但也不需要過緊，不需要通貨緊縮。認為中國經濟就是壓力越低越好，那叫反發展政策，那就不是發展政策了。中央經濟工作會明年第一項任務就是穩增長，我覺得這是對的。”
“十三五”潛在增長率7%-7.5%
樊綱認為，好的正常增長是實際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基本吻合，即充分利用了潛力，沒有誘發通脹，也沒有出現過剩。“現在發展經濟學歸納四個大的要素：勞動、資本、知識、制度”。樊綱從這四個方面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
人口紅利方面，樊綱不同意勞動力短缺和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看法。他認為，客觀來說，在老齡化逐步提高的過程中，勞動力總量還能延續5～6年的增長。但有兩個因素會抵消勞動力總量增長放緩的趨勢。首先，中國還有30%甚至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可以轉化。其次，最近這幾十年計算經濟增長模型時必須用人力資本的概念替代勞動力的概念。目前雖然勞動力少一些，把人力資本加進去，綜合起來對經濟增長仍有貢獻。這些年中國教育有長足進步，我們把今后幾年退出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再計算新進入的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據估算產生出潛在增長率是7.1%。
對于資本，樊綱表示樂觀：“我們不缺資本。從儲蓄率看有點資本過剩，但并不是說我們富裕了。每年占GDP50%的儲蓄主要不是家庭儲蓄，而是政府和企業。”他表示，如果這些儲蓄不投資就會變成外匯儲備，所以國家近年來鼓勵企業“走出去”進行對外投資。2014年是中國對外投資進順差元年，我們對外投資，直接投資稱ODI，比外國人對我們的直接投資FDI要多。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講，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里面，以往央行購買大量美國債券，但是收益低，而且有風險，與購買債券相比，設置諸如絲路基金以及基礎設施建設銀行，既可以分散風險，也可以帶動民營資本走出去，一舉多得。同時，在一定意義上，還可以化解當前很多行業產能過剩、結構調整的問題。“制造業一些低端的環節，可以轉移到其他國家。例如服裝鞋帽類的企業，可以到非洲發展，利用當地更加便宜的人力、物力成本。”
樊綱也自出，中國企業從無走出去的經驗。第一次走出去會面臨很多風險。特別是缺少對投資目的地的了解，包括政治、文化、歷史、宗教、民俗、法律、會計制度等等一系列因素的考量不夠全面。那還不是一般的投資經驗可以彌補的，需要做很多功課。 走出去，“會吃虧，會有風險，會交學費，這都是正常的。”
今后要改革降低儲蓄率。假定“十三五”規劃能夠提高居民收入，改革社保體制，大概一年降低一個百分點的儲蓄率，預計6～7年后中國還能保持30～40%的儲蓄率。
知識和知識產權方面，樊綱認為，四個因素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他分析，中國經濟發展最初二三十年就是學習、引進、消化、吸收、模仿、山寨。但是現經過二三十年，中國企業越來越多走進前沿，接近前沿了。教育的發展也達到一定程度，因此創新這一因素可能在未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比過去要大。
制度創新方面，樊綱認為，創新不僅僅是技術進步，還包括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阿里巴巴就是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創新例子。今后這些創新一定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更大的貢獻。“我不同意一些媒體、學者天天唱衰中國企業，說中國企業不行。中國民營企業天生在夾縫中生存，本身就弱小，走到今天就已經很了不起了，現在仍在壯大。今后的發展潛力也還在，可以預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會提升。”
總結起來，勞動力因素和制度改革對經濟增長仍有貢獻，但貢獻率會有所降低；而知識進步和資本兩項因素的貢獻率會比過去大。綜合各項因素的出的基本結論是，2016年到202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為7%～7.5%。這個數比起國際組織的估算值是比較低的。經合組織2013年發布的數據是2012年～2017年中國潛在增長率為8.9%。匯豐銀行2014年上半年預測，中國2018年到2022年潛在增長率會在7.5%～8%。
繞過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經濟增長一段時期后，發展中國家的國民收入提高，生活進入小康。這時，勞動力等各項成本上來，但是產品因為知識含量低而無法提高附加值，難與發達國家的優質優價產品競爭，也就是檔次上不去。這時成本提升的壓力，與發展無法上升的無形天花板之間的空間越來越狹小，一個國家的經濟就會萎頓在上不去又下不來的尷尬局面。
樊綱指出，中國人均GDP今年大概7400美元左右，接近中等國家收入，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美國、日本人均5萬美元左右。按照去年的經濟數據測算，中國對美國的追趕指數大約是13%，即中國人均GDP為美國人均GDP的13%。
差距大的時候潛力也比較大，潛在增長率也比較高。如果中國經濟按照每年7%的速度增長，到2020年，追趕指數大約在26%多一點。如果按照8%的增速則追趕指數接近30%。趕超指數還取決于美國的增長率。如果美國經濟增速為3%，中國增長7%，到2020年追趕指數只是25%。假定美國增長2.5%，中國增長8%，追趕指數才能接近30%。30%是世界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比較難的一個坎。
當追趕指數達到20%的時候可能就是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時候，經濟容易停滯就過不去這個坎。美國一般預期有3%的增長。所以今后五年到十年是中國能不能越過30%這個坎的重要一個時期。“我們現在正處在這個坎上，從百分之十幾走向百分之三十的過程當中。不僅僅是‘十三五’期間，可能再多一些時間。那些坎不是絕對的，都是相對的概念。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還是落后國家，中等收入不是絕對，中等收入永遠是相對概念。”
樊綱特別提到，實現潛在增長率，保持穩定增長要做很多正確的事情。“保持社會穩定，建立社會保障，緩解收入差距，反腐，努力發展教育，調整結構，減少污染等。保持宏觀經濟基本穩定，不能過熱，別出大的危機。不要像拉美那樣，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再加上政治動亂，一次一次打斷增長，失去一個十年，又失去一個十年” 。
不需要回到兩位數增長
樊綱透露，“受國家發改委委托，2013年我們做了‘十二五’規劃的中期報告，今年我們做了‘十三五’規劃前期研究。對中國長期增長的很多問題做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因素和挑戰包括各種風險。最近報告基本完成，還在不斷地深化。‘十三五’指的是2016年到2020年，不光局限在這五年，要看看中國以后長期的發展。”
樊綱認為，“十三五”宏觀調控面臨的挑戰是化解金融風險、避免經濟波動。他指出，過去十年當中兩次過熱遺留下大量的后遺癥——產能過剩、債務問題、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問題。要認真應對這些風險，看到過熱產生的惡果，今后實現穩定增長。“十三五”期間如果把這些問題基本清理干凈，又實現穩定高增長，如果經濟增速保持在7%，到了2020年基本達到人均GDP11000多美元，接近120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標準，跟美國的比例大概為26%、27%了，“我們又上一臺階了。所以不需要再回到兩位數增長了”。
樊綱還提出，“十三五”期間中國需要進一步國際化。他指出，中國需要世界的市場，需要世界的技術，要思考如何適應新的世界發展。“美國人在倡導TPP協議（《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在搞新的全球化動作，我們怎么去應對，怎么去實現自己的目標？”
對于如何改進政府？樊綱坦陳，過去的規劃把國家發展目標和任務分解到各個部門，往往導致規劃和其實施的“部門化”、“碎片化”。缺乏協同使國家總體戰略目標無法在政府各個部門的工作中得以體現。如工信部不想就業的事，成了社保部的事。專家組建議，不要把國家規劃分解成各個部門的任務，各個部門去貫徹所有的戰略目標。所有的戰略目標都要體現在部門工作當中。很多部門跟其它部門的工作是相關的，應特別要強調部門協同，打破部門格局導致政府工作碎片化部門化的情況。同時，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體系中一員，對私營經濟，政府不能去規劃，只能去引導。
樊綱直言說，“現在經濟這么低迷，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只廉潔不奉公，不跟企業吃飯但是也不給企業辦事了。如何改進政府治理能力也是不能忽視的問題。”
制造業不能忽視
沿海發達地區政府都重視生產者服務業或者高端服務業。這是好事。中國制造業要升級，離不開生產者服務業幫助其提升附加值。但是歸根結底，高端服務業中好大一塊即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關系是毛和皮的關系。沒有了制造業，生產者服務業，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因此，從產業升級的角度看，從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看，沿海發達地區政府都不能忽視和貶低制造業，不能顧此失彼。德國和美國作為制造業發達的兩個發達國家，足以證明，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相輔相成關系。
針對一些地方和一些學者貶低制造業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的做法，樊綱認為，制造業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安身立命的根基。小國可以多依賴進口。但是大國不能沒有制造業。沒有了制造，也就無法談什么創造。現在應該警惕那些批判、貶低制造業的觀點。
樊綱指出，發展經濟學基本的命題就是，落后國家能不能追趕上先進國家，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最終取決于有沒有制造業。
而東亞經濟戰后的歷程也證明，日本和四小龍，都靠制造業實現了快速增長。而且，制造業也是大量就業的來源。1967-1973年的巴西經濟奇跡，以及民主化之后巴西實現的高增長，其基礎主要就是工業化。
樊綱表示，中國已從一個假冒偽劣的制造業國家開始變成制造業強國。一方面我們要調整結構，但是不要妄自菲薄，放棄我們的強項，更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制造業發展。有些制造業和產業雖然比較低端，比如說皮鞋、襪子，但是企業可以通過提升技術和產業結構，去做中端、高端的皮鞋、襪子，而不是放棄我們安身立命的根基。
他認為，本輪國際資源價格下降，暴露出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結構中的重大缺陷，即他們沒有制造業或者制造業薄弱，只能出口一些低級產品、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容易受國際經濟波動的沖擊。
轉型和減稅
樊綱對“十三五”期間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問題包括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提出，“十三五”最大挑戰仍是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要轉型。需要思考的是，政府如何做規劃，如何制定產業政策，還要不要產業政策？
“十二五”一個重大教訓是政府的產業政策非常大的負面效果。目前我國光伏、LED嚴重過剩。這些產業發展方向是對的，但中央政府五年規劃提出來，28個省都將這兩個產業列為戰略新型產業，各級政府給補貼促成了低水平的瘋狂擴張。全國第二大光伏企業，50億，最后政府給不起了，直接破產。他說，“政府可以鼓勵發展，但是不需要用這種方式。而且讓其它產業也有發展的機會。應該更多讓市場選擇而不是讓政府來選擇。”
樊綱建議，實施普惠制產業升級政策。采取激勵措施或者對中小企業減稅，來鼓勵各行各業應用新技術來改造生產力，提升競爭力。“競爭力提高了，不用放棄原來產業轉產。現在一說‘轉型’就是轉產。結果就是浪費了大量資源，弄出一些過剩生產力，產生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一個企業破產欠200多億，壞賬怎么處理？讓市場去選擇。政府做一些市場還不能做、做不起的有公共服務、公共產品。這不包括政府做的軍工、航天等具有高尖端科技、需要保密，也是民營企業無法承擔巨額資金投入的產業。我們說的是一般的中國市場發展的產品。”
其次，如何進行創新驅動和科技發展。“十二五”的科技發展政策不成功。巨大的投入沒有產出多少真正的新技術。大量的投入加上大量的補貼，扭曲了人們的動機。教授、企業為了申請政府補貼用的，浪費資源，扭曲動機。
樊綱說：“我們建議，政府的資源集中在基礎科研，對于受市場青睞的創新項目以風險投資方式來鼓勵。風投不是政府自己搞，可以搭風投基金的便車跟投。” 我們今后確實更多要依賴創新來增長。
樊綱提出，在“十三五”期間，新型城市化一定要大力提上日程，推進這方面的事情。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民進城城市化的進程。增進人力資本，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競爭力為了高收入階段創造條件。“目前我國70%的人沒有受過初中和高中的教育。‘十三五’期間能否開始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制度。這樣使我們基礎勞動力水平能夠提高，基礎的人力資本水平能夠提高，生產力可以提高，我們就真正進入高收入階段”。
樊綱認為，“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十三五’期間是關鍵時刻。從現在開始到‘十三五’期間也是一個好的窗口。”他分析，現在是能源轉型的關鍵時刻。最好要發展新型可再生能源、清潔可再生能源，水利和太陽能、風能等。即能源結構要發生變化，如何在需求方采取政策，鼓勵使用消費，而且通過需求方傳導到供給方的方式發展新能源產業。我們有過教訓，發展很多光伏，結果光鼓勵生產者沒有鼓勵使用，結果生產出來的東西過剩了。
中國東中西部
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和西部，在發展程度上落差相當大。甚至在發達省份廣東，一出高度發達的珠三角，半徑150公里的粵東和粵西、粵北就有貧困縣，地方政府需要財政的轉移支付來應對各種開支的需求。如此的落差，一點不比東西部的差異小多少。
但是，如此地域差距也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騰挪空間。因為產業和企業的回旋余地大。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也因此，中部和西部一些地方，專門設立了產業園區，主要承接從東部或大城市轉移而來的產業。樊綱表示，中國區域在經濟層面有“三個中國”，首先是優先發展了沿海地區，最近這些年來則更加注重中部地區和西部。制造業企業也可以不轉移到越南去，不轉移到孟加拉去。而可以轉移到河南、湖南去，依然還可以實現增長。這種基于地區差距的彈性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
樊綱，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院長
（本文由最近對樊綱的直接采訪，近期參加樊綱出席的論壇發言記錄合成）